說到德國學術對寅恪的影響，一般讀者或許會立刻想到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學習梵文和其他東方古文字的經曆，其實我很想了解寅恪先生在德國的學術經曆是否對他後來轉向中古史特別是唐史研究有潛在的影響。因而這一節將主要探討寅恪在柏林大學念書時其同窗白樂日學習和研究的狀況，以及後來他回國後與日本唐史學者的接觸，探討寅恪在當時西洋和東洋漢學大氛圍下所受的學術影響。換言之，我非常想提供寅恪在中國建立現代唐史研究軌範之前世界唐史研究的一個背景說明，並從中找出一些現代唐史研究發展的線索。
我想寅恪先生大概和他的柏林大學同學白樂日（Balázs István，1905—1963，後來常用étienne Balázs）在學術上相互砥礪。從寅恪論著發表的時間表來看，他1931年發表一篇唐史論文《李唐氏族之推測》，1933年發表兩篇唐史論文，包括《連昌宮詞質疑》和《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到1935年，他連續發表了多篇有關唐史的重要文章，涉及民族（《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政治（《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經濟（《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宗教（《武曌與佛教》）、文學（《韓愈與唐代小說》）等諸多議題。考慮到當時寅恪先生的考證文字篇幅都較短，而一篇論文發表周期也不長，應該可以推測他將治學重點轉向唐史不會早於1931年。從寅恪發表這些文字涉及的議題來看，他很注意政治與經濟、宗教之關係，而當時寅恪在柏林大學的學弟白樂日已在其博士論文中將政治、經濟和宗教倫理結合在一起考察唐代經濟史。除了議題之外，以方法和材料而言，白樂日的研究路徑正是以韋伯之政治經濟學和宗教社會學為理論依托來研究唐代經濟史，而他使用的材料，除了製度史、正史史料之外，也利用了少量詩文和敦煌文書。這些史料之運用也是寅恪治唐史之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