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如何走向世界？這自然是一個“宏大話語”式的論題，需要匯聚各方誌士仁人之識見，我個人多年從事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由這個題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國年鑒學派。
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國年鑒學派走向世界的曆程可為證明。1919年，年鑒學派的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赴法國東北部邊陲地區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任職，10年後他倆創辦《年鑒》雜誌，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立意要“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是為年鑒學派的創立。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即在年鑒學派創立的初期，他們還隻有默默無聞的幾個人，遑論走向世界了。在傳統史學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們所形容的那樣，隻不過是一隻“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後來卻成了改變世界史學發展方向的“航空母艦”。
風靡當今國際史壇的年鑒學派的一些著名的史學理念，如總體史理論、長時段理論，以及重視精神狀態史的研究等，稍加考察，就不難發覺它們都是深深紮根於法蘭西的學術文化傳統的，這至少可以追溯到新史學的“近祖”伏爾泰那裏。我們不是可以從布羅代爾的宏著《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找到伏爾泰的名著《風俗論》、《路易十四時代》的深刻影響嗎？這正如當代最負盛名的史學史家伊格爾斯所說：“它（年鑒學派）始終保持一種獨特的法國現象。”但年鑒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迅速地走出了國門，並迎來了輝煌時期，在國際史學界產生了與日俱增的世界性影響，在當下中國，更成了學界引進西方史學的一個熱點。由年鑒學派所奠定的史學新範型，也無疑成了20世紀西方新史學發展的主流。
布羅代爾
年鑒學派史學之走向世界，令人不勝歆羨。回顧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壇，不管是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中國的“蘭克學派”，還是活躍於40年代前後的“戰國策派”，乃至一時很顯揚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有哪一個學派可與法國的年鑒學派相比，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派呢？可以說一個也沒有。這實在是很令人深思的。年鑒學派之成為世界性學派，啟示我們：一個民族真正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足，應當在全球意識下發展體現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越是發揚這種具有個性特點的民族新文化，就越能為多樣性的世界文化作出貢獻。對於一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關係，也應當作如是觀。年鑒學派實現了它最初的史學旨趣，把“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發揮到極致，在這一點上，對時下要走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和中國曆史學家是很有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