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壽者，夥矣。我這裏說的“四老”皆史林鴻儒，倘以年齡高低為序，他們是：何兆武（93歲）、齊世榮（88歲）、劉家和（86歲）、金衝及（84歲）。這四老中，我最早認識的是金先生，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複旦大學曆史係念大三，他教我們中國近代史，白駒過隙，物換星移，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其餘三老，均相識於“科學的春天”之後，也各有三十多個年頭。我與這幾位前輩曆史學家的結緣，竟是出奇的一致：緣於書，傳於書，情於書，任憑風雨無常，時間流逝，唯書香常在。
回眸過去，其實我很早就讀過何兆武先生的譯作了。檢點蘭克史學東傳史，我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從一本當時專登譯文的雜誌中，讀到了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的出色論文：《美國與德國曆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當時還在念大三的我，對蘭克史學之真諦雖隻是懵懵懂懂，但對它的博洽與精深卻充滿了好奇與敬意，並由此對西方史學產生了曆久不衰的興趣與進一步求索的渴望。不過，我當時注意的是蘭克，而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伊格爾斯（當今美國史學史名家），也沒有留意譯者何兆武先生。當我再次讀何先生譯作，已是改革開放之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在讀西方學術名著《西方哲學史》時，不僅知曉作者羅素，也記住了譯者何先生的大名。
此後，我入行漸深，多種何氏的譯作，比如英國史學家柯林武德的《曆史的觀念》、伊格爾斯的新作《二十世紀的曆史學》等，都成了我教學與科研的必備參考書。作為翻譯家的他，我手頭還存有他親筆題簽的康德的《曆史理性批判文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梅尼克的《德國的浩劫》等等。先生譯風秉承嚴複的“信達雅”之原則，力求“信達”，精益求精，不妨在此舉一小例證之：翻開先生贈我《德國的浩劫》一書，在扉頁題款“廣智先生教正，兆武謹贈”，換行另寫：“本書印刷錯誤百出，未及改正，致歉。”書收到後不久，他寄來一份勘誤表，共有70處，在附函中，又雲：“Meinecke中譯名似以邁納克為近，編者改作梅尼克，亦無可如何也……”，對於先生的“無奈”，作為《德國的浩劫》一書的讀者，也隻能徒喚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