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
連日陰雨間隔，使隆冬時節的上海，更顯濕冷難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陰雨霏霏的日子，我步出家門，頓覺寒意襲人，不由快步穿越狹長的小區，沿一條僻靜的小路，轉彎朝北，徑直向郵局走去。
學校已放寒假了，校門西側的郵局，一改往日的喧鬧與嘈雜，門可羅雀。我很快地取回了一個紙箱郵包，那裏麵存放著本源先生的壓卷大作《曆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覺沉甸甸的，分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負，主要不是體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負擔，先生囑我為他的書寫序，在發怵與驚恐之後，我清醒地意識到了一份責任，一份前賢給後代的曆史囑托，在那裏需要學術鏈條的賡繼，更需要精神傳統的銜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種情懷，一種長輩給晚輩的精神乳汁，在那裏有太多的摯愛，太多的期盼……
我正這麽想著，不覺思緒一下把我帶回到上個世紀40年代末。
1949年，對於中國現代曆史的發展進程而言，這的確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對於本源先生個人來說，更是他的人生重大轉折的開始。
那是一個“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年代。是年4月，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遠在大洋彼岸留學的本源先生聞訊，歡欣鼓舞，隨即毅然作出決定，中輟學習，返回祖國，投身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中。
新生的共和國的前進步伐，像飛速轉動的車輪一樣，帶動了祖國的各行各業，也帶動了已任西安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的本源先生。從那時開始，本源先生即以曆史學理論與方法論作為自己畢生的主攻方向，並很快地在中國古史研究的實踐中得到了運用。於是，他的思考與識見像一條流暢的河，源源不斷地從曆史深處流入到讀者的心田。1956年，《曆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本源先生的長篇論文《論殷代生產資料的所有製形式》。本源先生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