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英華教授逝世了，可我總覺得他還活著。我相信，一個以他的言語與行動去殉他的事業的人是不會死的。是的，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凝聚著他畢生的心血，他的華章創造了自己的生平，他的文字，留下了他的足印，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早已鑄就了一座不朽的學術豐碑。
餘生也晚，我與譚先生相識是在1984年。是年8月，在成都四川大學召開了西方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譚教授以主辦者的身份，成功地舉辦了這次會議。此後十多年間，他視我為朋友與同行，我把他當作我的前輩與老師。
譚先生患病多年矣，無時不在牽動著我的情懷。今年2月，農曆春節前夕，我特地叫我的一位研究生曉群從上海到成都登門去探訪他，並轉致我的問候。我的學生回來說：教授思維清楚，言談甚健，隻是行動不便而已。我暗自慶幸：先生又度過了一個嚴冬，等到春暖花開的日子，大概又可坐在輪椅上出外賞花了。但萬萬沒有想到，卻在3月12日接到了他於10日逝世的唁電。驀地，驚愕、悲痛與思念之情交織在一起，久久地難以平靜。這裏追記在1985年這一年中，我與譚先生三次會見的情景，以寄托我的哀思，領略他的長者風範與學術貢獻，並企望從一個側麵反映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在1985年的進展。
一
3月，北京。
3月初，首都的氣候依然寒冷，風也很大，街上行人多是清一色的冬裝，但在民族飯店的會議室裏，好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原來，由著名曆史學家白壽彝先生倡議並主持召開的中外史學史座談會正在這裏舉行。
3日上午，全體會議。“當前，思想文化界的極左思潮正在清除，麵向世界的原則日益受到重視，中外文化交流趨向頻繁，信息傳播愈益便捷。這一切為我們的學術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展望未來，前景令人鼓舞。”全場屏靜，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報告者。看來，他的開場白歸納得體，條理清晰，一下就抓住了與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