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進得複旦，至1964年畢業至今，轉眼已半個世紀矣。倘偶一回首，在這五十多年的曆史洪流裏，世界劇變，世路坎坷，世間滄桑，所有這些皆已隨浮雲掠過，留下的或震撼、或迷離、或歡樂、或苦痛，還是讓後世曆史學家去評說吧。
1959—1964年，複旦五年，於我個人總是難以忘卻。倘問：它給我留下了什麽？如何總是讓我難以忘卻？我想說的是：
首先，它給我以知識。
複旦曆史係它創辦於1925年，具有深厚的底蘊與積澱，上個世紀50年代院係調整，複旦進入了百年校史上的“第一次騰飛時期”。我們在複旦的五年，正是處在這個時期。60年代初，周揚率高教文史教育評估組，對北大、複旦文史兩係進行評比，以為複旦曆史係可居鼇頭。是的，在那時，複旦曆史係雲集了一批一流的教授，比如在中國史方麵有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胡厚宣、馬長壽、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麵有周穀城、耿淡如、王造時、陳仁炳、章巽、朱滶、田汝康等。還有當時已脫穎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張蔭桐、胡繩武、趙人龍、金衝及等等，可謂是極一時之選。他們不僅為我們開設專門化課程，而且樂於承擔曆史係學生的基礎課，因而，我們在複旦曆史係的“啟蒙教育”，在如上一流名師的滋潤與熏陶下，起點就高，基礎紮實，為日後的成長，創造了無比優越的條件。
1962年大學時代作者學習時的情景
1959—1964年，我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隻要略一回顧共和國的編年史，就可發覺，在這裏老是陰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幾番急風暴雨，摧落花枝凋零。值得慶幸的是，在60年代初，由於經濟與政治上的變化，在思想文化上也吹來了一股清風，我們因此而得益，獲得了一段難得的可以用功讀書的時間。記得當時係裏特別強調“三基”，即基本知識、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課程設置上與之配套，為我們打下了紮實與深厚的曆史學基礎。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結合耿淡如先生的《外國史學史》一課，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一些西方史學原著，其中兩部古希臘史學名著：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直影響著我，影響著我日後從事西方史學史研究的路徑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