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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翠微峰往山下走，應當是愈近城市，愈見煙火人家。由季子《西門》（《魏季子文集》卷二）一詩可以知道，由寧都縣城到翠微峰，途中有水流、僧院。那水即龍變溪。也是在事後，想到，我本應走這一趟，由寧都到翠微峰，或由翠微返回寧都，而不是乘了汽車——盡管走在路上，所見必與諸子當年不同。
魏禧經了十六七年的山居，壬寅（康熙元年）前後，決定作吳越之遊。
季子說叔子丙戌居翠微後，“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先叔兄紀略》）。乾隆六年刊《寧都縣誌》卷六《人物·隱逸·魏禧傳》，也說其人甲申後隱居，“非祀祖不入城市”。事實卻是，涉江逾淮之前，叔子不但參與清明的祀祖，且曾授徒新城，過瑞金，居雩都，還曾赴贛州，試圖為楊廷麟遷葬。叔子授徒的水莊、曾燦“課耕”的六鬆草堂，都臨近縣城。上述《寧都縣誌》同卷說彭任“足不履城市”，卻又說彭氏曾訪謝文洊於南豐的程山，“未嚐再適他域”；孫靜庵《明遺民錄》采用了這說法（第209頁）——但南豐也是城市。星子的宋之盛，據說“足不入城市”的，也曾訪謝氏於南豐。以宋之盛、彭任自律之嚴，仍不免一入南豐，也證明了此種戒律的難以嚴守。
其實諸子入城的理由很多，比如治病，或看護病人。曾燦詩集中有《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柬易堂諸子》（《六鬆堂詩文集》卷六）。叔子後來因其婦纏綿病榻，為方便就醫，“徙宅於近郊”（《祭塗母鄧孺人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按近郊即水莊）。李騰蛟晚年因目疾而致盲，也曾一度住在寧都城中（《跋書歸去來辭》，《草亭文集》）。城市的不能不入，還因了生計。“吾廬”落成之時，季子就說過，自己雖“誌樂山居”，卻因“饑來驅我”，不得已而“屑屑走市”（《與劉長馨》）。直到晚年，他還說“最愛山居好”，卻不免要“三旬五入城”（《偶述》，《魏季子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