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屆全國音樂教育者年會上的講話
密蘇裏州堪薩斯城
1996年4月19日
成百上千的大、中、小學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參加了這個音樂教育者的盛會。茱莉亞學院和美國音樂教師培訓機構的關係並不密切，但我把這個演講看作接近了解這些機構的絕好機會，也借此把我對美國音樂教育的憂慮分享給大家。
這份演講稿是根據1994年，我在美國音樂指南發表的一篇題為“音樂檄文”的文章改編的。
我很榮幸和高興地參加第55屆全國音樂教育者兩年一度的在職會議。參加這個年會對我來說有種回家的感覺。因為我和父親曾多年參加年會，並在布置的豐富多彩的某一展廳向學生和老師們介紹波利希巴鬆管。所以我很高興再次參加這一盛會。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成就和個人偶像混淆不清的年代。如今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通常以美元收入為衡量標準。好萊塢每周不間斷的根據票房收入賬表公布新片業績，宣布哪部影片成功，哪部影片失敗。百老匯、甚至林肯中心都用類似的方法來衡量成功。20世紀90年代末的美國社會把藝術成就和金錢收入相提並論，這使二者難解難分。
曾擔任過茱莉亞學院院長、林肯中心總裁的美國著名作曲家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說他年輕時曾幫助百老匯著名製作人比利·羅斯（Billy Rose）的“七個生動活潑的藝術”做音樂協調工作。這是一部精心製作的重返舞台的劇作。該過程包括名師科爾·珀特（Cole Porter）的歌曲，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的編舞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創作的音樂序曲。斯特拉文斯基最終把這首樂曲命名為“芭蕾之景”。
斯特拉文斯基創作完這部作品時，羅斯擔憂這部作品所需的樂團要遠遠超過他之前預測的樂池容量。羅斯讓舒曼馬上和斯特拉文斯基聯係商討削減樂團規模，這樣每周支付給樂手的薪酬費用也會相應減少。舒曼當然不情願和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來商討這麽敏感的問題，除非他相信作曲家會同意修改器樂編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