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王陽明為核心的講學時期
終嘉靖一朝，官方對陽明學的禁令並沒有廢除，仍維持嘉靖八年申禁的態度，要等到隆慶朝（1567—1572）時，才再度掀起為王陽明翻案、奏請其陪祀孔廟等議論，[88]這種官方對陽明學壓抑的態度，本質正是官學對私學的壓抑，然而綜觀整個明代學術教育史，嘉靖朝卻是私學發展最蓬勃的時期。書院作為私學的代表，無論新創或興修，都以嘉靖朝時期最興盛。[89]
陽明學派從王陽明主政江西時期被成功建構開始，也是在嘉靖時期進入頂峰。正德十六年秋，王陽明回浙江，次年因丁父憂居鄉（紹興），[90]不久朝廷便下令禁講陽明學，王陽明在服闕後，未能起複，直到嘉靖六年五月才授命兼都察院左都禦史，征思田。[91]在這六年當中，盡管有朝廷的禁令，王陽明和弟子們卻未嚐終止講學，甚至因為無官職忙碌，比以往更全力投身講學，浙中也因此成為陽明學的另一重鎮。
浙江是王陽明的家鄉，早期雖有徐愛、蔡宗兗、朱節歸其門下，[92]但從學學者不多。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在學術和事功已獲得極大成就和聲望的王陽明，回到浙江餘姚。當地年輕士子錢德洪不顧鄉中故老之疑，“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一時之間，餘姚地區的年輕士子請見者有74人之多。[93]從此陽明學正式在當時文化水平甚高的浙江紮根。[94]餘姚是王陽明的故籍，其家已遷居紹興，此次回餘姚乃為祭拜祖墳，停留時間不過旬日，為了讓學者們有持續講學的機會，王陽明於嘉靖四年鼓勵餘姚的弟子們在龍泉寺的中天閣內聚講（龍山會），定每月初八、廿三為會期。[95]這和安福的惜陰會一樣（1526年組成），是以當地士人為主的陽明講會。從王陽明與錢德洪、王畿的書信可知，中天閣的講會在嘉靖七年（1528）仍持續存在，[96]錢德洪於嘉靖十四年（1535）回籍丁憂時，又修複此會。[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