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透過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響力的理學家——王時槐、劉元卿——的言論與行為，討論晚明江右學者的地域認同，以及他們詮釋、建構傳統的做法；晚明江右陽明講學的特殊風格。以上兩部分的討論均著重強調在“晚明”這個特殊時間分期中，江南與江右文化風俗，以及理學內部江右與江左學派之間激**對話的過程。亦即，從文化競爭與自我認同的角度，探討晚明江右陽明學在當時整體學界中的位置與發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說明當晚明江南因經濟和政治實力，成為全國文化流行的中心時，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斷被邊緣化的危機，卻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轉這種下滑的趨勢。然而在這種危機感的驅動下，他們必須重新為自己尋找定位、凝聚認同。王時槐、劉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講學者，一方麵投入地方誌的編纂工作，透過對吉安文化傳統的詮釋，他們發現了，質醇的民風、忠臣氣節、陽明理學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也是他們最足以抗拒江左頹靡文化入侵的資產。另一方麵，他們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導地方講會活動，以行動和學術思想，來傳承並開創屬於江右淳正的學術風貌。他們重複訴說著前輩們齊聚青原的盛況、仿效著過去月複一月或季複一季的講會活動，透過言語、文字和行動來詮釋傳統，也因此發揚傳統。就某個意義而言，16世紀40—50年代江右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學者講學的事件，實在是通過晚明學者們的記憶召喚與書寫，才更清晰地顯出其重要的曆史麵貌。
第二部分則從三點來說明晚明江右講學的重要風格：長期靜修以明性的工夫進程、重視禮法與肯認名實關係、靜肅的講會氛圍。這三點分別呼應著他們對晚明江左學風的批判：即所謂“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虛寂而蔑禮法、多虛談而鮮實行。”江右學者在工夫實踐方麵，是以一種長期向內靜修的方式為基調，這既是對王畿和泰州學者“自自然然”“無工夫之工夫”論的一種糾正，也是他們確實實踐後所領悟的心得。雖然這種靜修的傾向不免招致近禪的譏評，不過因為江右學者對禮法規範、品格操守的堅持，不僅普遍獲得士大夫的讚賞，也使他們能免於受到過激的批評。而呼應著對王畿和泰州之教導致“敗壞禮法綱紀”的批判，江右學者則十分強調禮法規範的重要性，並且重申名實之間的關聯，認為名節是道的樊籬，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斷名根”為口實而混亂道德表述。最後，我們則從晚明江右的一些講會會規中，看到一種格外強調靜肅自修、壓抑言說、減少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特色，這種強調也改變了早期陽明講會所標榜的“互相規過”的直諒作風。此種靜肅的風格，呼應著他們對當時江左學風“多虛談而少實行”的批判，但卻非隻在表麵行徑上欲求區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與學者們之工夫實踐與思想內涵緊密相關，是在當時學風刺激下，反思與實踐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