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徑，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學術運動——陽明學——之興衰。除了循時序描述陽明學派的建構、後續發展和地方講會曆史外，探討的內容從學者個人思想內涵、議題論辯、學派內部差異、學者個人乃至群體的行動及其政治意涵，到明代教育與科舉製度所衍生的士人群體在社會結構上的變化，及相關社會現象等。所涵括的向度，從個人內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會層麵，乃試圖將陽明學置放在明代文化脈絡中進行研討。全書觸及的議題包括：陽明學作為一種私學，它與朝廷官方及程朱官學間的權力關係；陽明學賴以傳播的社會組織——講會，在性質與實際運作上，如何關涉著明代士人群體乃至地方社會中的政治與文化；陽明講會活動在吉安府、寧國府與浙中三地區的發展曆史，及所呈現出的地域性差異；陽明學者如何在道統框架內界定其學術的正統性；講會這種結集誌同道合的朋友組織與學者們對朋友之倫的論述之間的呼應關係；以及晚明江左和江右地區，文化與講學風尚的差異與對話。就一本書而言，這樣的內容並不算疏漏寡少，而且我認為它對於我們在理解明代陽明學術思想與士人生活實踐是有貢獻的。
然而，我在導言中已經談及，本書並沒有提出任何對明清之際學術與文化變遷、中國近代化曆程，乃至晚明普遍文化的宏觀論述。本書對陽明學的研究，雖然嚐試聯係明代社會和政治情況進行討論，然鎖定陽明學士人社群為研究對象，在選題上已有限定，所觀察、分析的議題，亦自然有社會層級和地域的限定。而且雖然我們知道，講會活動的主要成員是地方生員，但就史料而言，這批屬於中下階層士人的生員群體，所能留下的史料畢竟很少，本書所能賴以建構的曆史圖象，仍主要來自著名學者的書寫文字。更何況史料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有其特殊曆史，本書並無法針對每一筆史料的生產過程，進行精細的爬梳工作。若再考慮作者在進行文本分析和書寫時，複雜且遊移多變的過程，不僅此書許多論述脫離不了我個人的“一偏之見”，甚至隻能說反映了我個人試圖在閱讀、學習的人生經驗中，捕捉某些意義的片段罷了。而本書所觸及的問題，我也嚐試在前麵各章節中提出一些看法，導言中又已摘述了全書各章的論點，本已無什麽新鮮話題值得在此贅述。然而為了給書一種首尾兼顧的形式對稱，也為了書寫者和閱讀者進一步的共同思索，我嚐試再就本書所觸及的議題略作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