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江右與江左兩地的文化存在著不同的麵貌，到底江右陽明講學的特殊風格為何？學者們所強調的講學重點，與當時江左講學風尚間存在怎樣的關係？本節主要想討論這些問題。正如上節所述，討論晚明江右士人的地域認同以及他們對傳統的詮釋時，必須考慮當時江左文化的衝擊，同樣的，要談晚明江右陽明學風，也必須將之置放在與越中學派和泰州學派相對立和對話的角度下思考。
從聶豹、羅洪先開始，江右理學家就不斷地對陽明學派內部不同的良知詮釋與講學風格進行反省，聶豹和羅洪先主要針對的是浙中陽明學領袖王畿的學說，到了晚明，批判的矛頭更指向一股所謂“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虛寂而蔑禮法、多虛談而鮮實行”的學術風尚，主要的對象就是深受禪學影響的浙中講學，以及加入李贄因素後的泰州講學。當然針對王畿和泰州等講學的批判，並不僅限於江右學者，許多江南士人也發出嚴重批判，例如，浙中的黃綰、張元忭、王叔果（1516—1588）都有嚴正批評，[41]顯示江左學風本身的多元歧義性，但下文我們隻著墨於江右講學者的批判。
（一）江右學者的批判
讓我們先來看，16世紀40-50年代江右學者批判的曆史脈絡，當時最重要的辯論是環繞著王畿“現成良知”論展開的。王畿的“現成良知”強調良知的圓滿具足、不假修為，因此也是一切工夫的根源所在，從人能（應）把握此完美良知的角度看，其他任何的工夫和修為均是次要的。王畿這種看法並非不重視工夫，隻是反對執著任何特定程序的工夫模式，強調隨時隨地、動靜一如的工夫觀。這種看法引發許多爭議，其中以江右的聶豹和羅洪先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聶豹以為王畿學說的主要錯誤在於“以知覺為良知”，將情識冒認作良知，所主張的“以不學不慮為工夫”也將造成重大流弊。他指出：“淺陋者恣情玩意，拘迫者病己而稿苗，入高虛者遺棄簡曠，以耘為無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於外一也。”[42]亦即認為所造成的弊端，雖因個人資質個性有所不同，但歸根的病源則是，誤認已發的知覺為良知本體，而忽略真正涵養內在的良知本體，所謂“失之於外”。為了矯王畿“現成良知”之流弊，也因為得自他長期自修工夫的驗證和把握，聶豹大約在1548年，提出他的歸寂說，[43]他的主要觀點是：“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為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意指良知是不睹不聞、廓然大公的寂體，是未發之中，而不是感物後所產生的知覺。基於此，他認為學問之道在於主乎內之寂然者，就是歸複於本寂的良知本體，唯有此才能達到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製、天下之能事畢的境界，絕不是任隨良知的發用而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