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陽明學在16世紀的發展中，江右地區，特別是吉安府，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從第一部諸章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從陽明學派於16世紀10年代末期成功建構開始，到40—60年代許多地方講會蓬勃展開且達到鼎盛，或在70年代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的政策下，再到張居正去世（1582）後，隨著王陽明獲準陪祀孔廟後的又一波講會複興，江右地區始終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可以說王陽明若沒有江右作為他學術的搖籃，若沒有江右士人對陽明學術的擁戴和傳承，恐怕無法造就16世紀陽明學的盛況。
江右之所以能夠成為明代理學的重鎮，除了特殊的曆史因緣——如王陽明在江西的主政經曆——之外，更有長期的曆史淵源。江西的書院建設到了南宋時代已非常興盛，新建數量在170所以上，著名理學家朱熹和陸九淵均與江西有密切的關係，朱熹興複白鹿洞書院並建立其教學模式，對後代理學和書院教育起了重大的影響；陸九淵在槐堂和象山精舍講學，帶出許多門徒，並持續影響江西書院講學。元代江西書院建設依然頗盛，理學則有吳澄（1249—1333）的草廬學派。到了明初，則有吳與弼、胡居仁（1434—1484）、婁諒（1422—1491）、羅倫等講學大家。[7]即使從這樣簡略的學術史描述，我們也能體會江西學術傳統對陽明學發展的幫助。特別是陽明學本源於對程朱學的反思與對話，沒有對程朱理學的興趣與知識，不可能欣賞陽明學的精意。因此，除了王陽明個人的領導魅力以及他在江西的事功外，江右的學術背景也確實提供了一群有興趣、有能力理解的接受者。從這個觀點而言，當晚明江右理學家強調江右理學的傳統時，並不是憑空捏造虛說，而是有相當的曆史根據。
盡管如此，我們知道“傳統”並不是某些一成不變、代代相傳、具本質性的事物，或在某些不變的本質之外，進行改變的過程，而是一套始終不能脫離“現在”的處境和觀點去對“過去”所做出的詮釋與運用。正如Richard Handler和Jocelyn Linnekin所說，“傳統”並非全然無關乎“過去”，但卻是一不斷詮釋、再發明的過程，而此詮釋雖然指向“過去”，卻奠基於“現在”的意義之上。[8]正因為現在之情境與需求，在型塑傳統與自我認同過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當我們討論晚明江右陽明學者對傳統的發揮時，學者們所身處的“晚明”這個特殊時期是需要被格外注意的。另外，社會認同的形成總離不開一些具有對照和區隔意義的“他者”，而在本文討論晚明江右學者的認同和學術風格時，同時期的江左文化顯然正是那個不可擺脫、不容忽視，且深切影響著江右陽明學發展的“他者”。下麵我將首先討論晚明江右士人所感受到來自江南的壓力，再進而討論江右學者的因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