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Dardess在其對泰和縣從14世紀到17世紀的研究中指出，16世紀的泰和正經曆著經濟、社會、家族組織、觀念的變化，泰和學者也因此具有更寬廣的視野與關懷。在學術思想方麵，Dardess選擇分析羅欽順、歐陽德、胡直等著名泰和學者，說明16世紀泰和學術聲音多元、精英輩出，但基本上是以較個人的關懷為出發點，所訴求的學術認可也更寬廣，已不同於明初泰和前輩較具地域色彩的關懷。換言之，晚明在泰和並沒有出現具有地域基礎的整體學術聯盟或行動，或出現所謂的“泰和學派”。[1]這個觀察當然有相當的正確性，隨著明中葉以降交通管道的通暢、文人旅遊風氣普及、學術信息交流增加後所帶出的學術衝激，不僅改變了人們生活實際接觸的範圍，也重塑了人們心靈和觀念的界域。許多學者們都不能無視於更寬廣的學術社群間所進行的辯論，因此這種具寬闊視野和雄偉胸襟的現象，並非隻限於泰和一地，而有相當的普遍性。
在晚明學術場域中，陽明學具有相當重要的分量，而從陽明學派建構和發展的曆史看來，也可發現“地域”因素並不能充分涵蓋學術傾向，學派認同所強調的是一種致力於聖人之學的誌向，乃是具跨地域性質的。雖然隨著時代推進和學派發展，當陽明學傳至三四代之後，地域學風的影響確實比早先更顯重要，但也沒有完全抹殺學派所具跨地域性的特質。我們從劉元卿、周汝登、孫奇逢（1584—1675）編纂的理學係譜中，便可清楚看出在這些晚明學者心目中，理學乃是一跨地域的場域。[2]
在晚明多元學術氛圍中，同一地區其實並存著許多擁護不同學術興趣的團體，理學隻是其中的一支，理學家深切感受著他們是當時文人中的小群，他們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衝突，雖然這種現象和感受也有著地域上的差距。[3]因此，理學家們的交遊以及認同歸屬感都傾向結合與自己抱持相同理念的朋友，其心理的或實際的連屬範圍通常是超越本鄉本地的畛域。譬如，以楊東明的眼光看，萬曆年間具代表性的理學家至少包括：孟秋（1525—1589）、羅汝芳、楊起元、鄧以讚、張淳、邵仰齋、[4]馮從吾、周如砥、耿定向。[5]這份名單當然不全，至少就遺漏了著名的理學家張元忭、焦竑、徐用檢等人，不過已經充分顯明他心目中跨地域的理學領域。而就當時講會和實際交友的情形而言，無論是各地學者們齊聚一堂的大型講會，或者當時學者們交換書信、書籍、子弟教育，和書寫墓誌銘、行狀的師友網絡，都可見當時理學領域，既具有劃限區隔作用的學派意識和表現，另一方麵又具有跨地域連屬的性質，當然這並不表示地域因素可完全被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