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試著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討論晚明江左陽明學者的講學教化活動，並不著意於評論這些講學活動對社會造成的正負麵影響，而是希望呈現這些活動所關涉的複雜層麵，及其開出的多元學術風尚。全章主要分四部分：首先，根據講學的記錄，說明某些陽明講學者宣揚“聖與人同”“聖學簡易”，著重日常家庭倫常的教化特色，似乎為眾人指點了一條平實、簡易、自然的成聖之路，他們也明顯反對當時好高務異的學風。接著，分別從工夫論、言說活動、道德表述三個角度，觀察並反省晚明陽明講學活動中，所蘊含複雜多元的契機。亦即，糾雜在簡易平實、反奇異、重彝倫的風格中，可以有極為多元，甚至是極端對反的發展。
在工夫論方麵，說明學者雖強調眾人即聖人、聖學簡易，卻沒有因此改變聖凡迥異的曆史文化定論。學者關於聖學的論述，實透顯出不同的麵貌，除了歌頌學聖的快樂、自然、簡易外，也敷陳著一條艱苦孤獨、死而後已的工夫曆程。而其所謂的簡易、自然的工夫，更是就本體的朗現而言，因此是看似無工夫的上乘工夫，也成了最困難的工夫。這樣的工夫，論雖然極警策地看見一切刻意求道的行為，都可能成為悟道之障蔽，但在其無跡可尋、無由可效的指點下，卻容易開啟尚玄求悟等追求個人體驗的學風，嚴格苦修自省或談玄說悟而輕實修等不同的學術風貌，都可以在這套工夫論中找到生發的脈絡。
關於言說方麵的討論，主要說明學者們對於言說活動的曖昧態度，以及與此相關的，晚明陽明講學所開展出新說輩出、眾聲喧嘩的情形。講學者一方麵為維護其講學活動的重要性，都極力肯定“講”對於明道及行道的指導作用，認為不透過講學，人不能真實學聖；另一方麵在其思想中，最上乘的悟道卻是不假乎語言的，而是關乎人親身真實的體悟，因此學者們不僅對於言說透露著高度防範心理，也不賦予語言根本的意義。而在以親身體悟為最終判準的思想觀念裏，許多訴諸親身體驗的新說被提出，在一個講究明道實行、輕鄙言說的時代裏，吊詭地開啟了一段新說紛出的學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