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著重內在道德意念，不以外在規範主導道德實踐的看法，明顯表達於講學的議題和學者的實際修養工夫中，如論辯狂狷與鄉願，及著重在內在意念處省過等。[113]下文將從分析一個普遍出現在晚明的講學中的議題——論辯“狂狷與鄉願”——來說明當時學風透顯一種對於功名、鄉評等外在評價的不信任感。此不僅呼應著晚明綱紀不彰、鄉評不足據的曆史圖像，也可以說明，何以學者們在追求超凡入聖的曆程中，經常糾合著嚴格自省和孤高自信兩種看似迥異的氣質。這些複雜的訊息，在個人的道德修為及響應當時學術環境時，又可能展現出如何不同的風貌。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朱熹注：“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114]顯然認為“為善之實”，仍應相當地反映在社會的評價與個人功名勳業的成就上。王陽明則不一樣，他認為“名不稱”的“稱”，意指“名稱其實”，[115]君子所擔心的是有名而無道德之實，並不以外在評價之名來論斷道德之實。如此“名不足以顯實”的想法，到了晚明更盛，[116]楊起元說：“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隱德陰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聖人之學乎。”[117]楊東明又說，好名之人，其行為必然為善不為惡，但聖人卻不取，是因為好名者“炫偽”而沒有道德之實，而且好名的念頭，“終於純然之體有虧”，亦即不純的動機是求道的大障礙。[118]這樣切斷名實關聯的看法，不僅表明了晚明某些理學家專注內心道德意念之真誠，也多少反映了他們自身政治經曆的心得。
晚明熱衷講學的學者，無論思想的異同，其政治生命都相當不順利，他們之所以投身於講學，也多因為長期致仕在家，講學成了另一種實現生命的方式。早期的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羅洪先如此，稍晚的鄒元標、楊東明、馮從吾、鄧以讚、查鐸亦都如此。[119]在功名勳業不可成就的景況下，這些文人不僅重新思索經世的意義及人生的終極價值，也都各自采取行動來落實，雖然行動的方式不盡相同，但著重自身道德修養之實則是他們的共識。從嚴格的道德修養標準看來，官場上的應對運作都成了虛假害道的網羅，鄒元標說：“吏曹假之所從出乎，假者，居其地，密情縟儀，送往迎來，厚同鄉同年，舊僚舊交，預報升除，曲為應援，此感其小惠，彼稱其厚德，是人亦得微名，仕途仕途，亦誤采而用之。”[120]聲名可能是一連串虛偽逢迎的結果，毫無道德之實。[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