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晚明陽明學者聖學教化的另一個吊詭，與其講學活動緊密相關。雖然學者致力於講學論述，但其對言說的活動和語言的價值，基本上持貶抑的態度，相信人的道德主體是超越語言的存在，最上乘的悟道是不由語言而默契道體，因此身體力行的求道經驗是講學的重點，自身的體驗也成為聖學論述的重要判準。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學者勇於提出自己對儒家聖學的創見，對於不同宗教的理論和操練也持較開放的態度，一時各種會通或評比三教的看法紛紛而出，製造許多奇說異論和學術辯論。加上講學活動興盛，加速各種論述間的交流和衍生，故盡管陽明講學者道德教化的理想指向樸實無華的三代、批判當代好高務奇的學風，其講學活動卻不免為當時立異好奇的學風推波助瀾。就學術論述而言，各種推陳出新的學說和論辯頻繁的現象，正足以說明晚明學界的創造力與多元性，但在重行道而抑言說的明代學風中，這種論述的創造性也多被貶為負麵的，象征“處士橫議”的戰國氣象，違離三代的樸實。
陽明學主要靠講學活動傳播而興盛，因為涉及與官方和學術界意識形態及權力結構的緊張關係，以及傳統文人文化變遷等因素，講學的正當性與否，一直是個激烈爭辯的議題。反對和批評講學的聲浪和朝廷的禁令不斷，尤其張居正的禁講更有一時的遏阻作用，不過講學活動到了晚明益加勃興，在生員過盛、科舉日難、政治混亂、仕途險惡的晚明，講學無疑成為許多讀書人理想的寄托，盡管對於理想的構想可以極不相同。
在響應對講學的攻擊時，致力於講學的學者當然要捍衛“講”對“學”的必要性。一般反對講會的論述，主要就言說行動所帶出的負麵影響立論，特別是將“說”對比於“行”，而將講學貶為“空言”。主張隻要在彝倫上實行，不需高談性命之學，以免開出許多學術紛爭，或者質疑參與講學者的真正目的在攀附社會關係，不在學習。王畿曾列舉當時人對講學的批評如下：“嗟乎，世之人所以病於此學者，以為迂闊臭腐，縱言空論，無補於身心也，甚或以為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嘩，無關於行實也。”[63]記載在楊東明《山居功課》中的一段話，很可以顯出批判者與回護者雙方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