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董澐和老師王陽明間的對話，說道出門見“滿街人都是聖人”，[28]羅汝芳指著捧茶童子說道，[29]這些大概是晚明陽明學對於“聖與人同”最大膽、著名的說法。這些說法雖然可能帶出將聖人平凡化、使道德標準下滑的影響，致使某些學行不佳的講學者亦膽敢自稱聖人，然而這樣的影響並非必然的結果，也不是學者宣揚“聖學簡易”的真正目的。張灝和王汎森都指出，在陽明學樂觀自信的思想中，其實有著嚴格的道德主義傾向，及對自身罪惡的高度敏感。[30]亦即，在聖可學而至的前提下，成聖可能帶給人極大的心理焦慮和高度的警覺，而非鬆懈散漫。又如上文所述，學者基於“傳學脈”“覺眾民”的考慮，認為必須打破聖人高不可及的形象，才能有效地說服人相信學聖的可能，因此在理解“滿街人都是聖人”或“聖學簡易”的教法時，實離不開對講學目的與對象的考慮。而且這些強調“聖學簡易”的文字，也須與另一些說明“立誌”和“聖學工夫”的文字並觀，對於學者們的聖學論述才能有一較全麵的理解。
盡管“堯舜人人可學而至”是宋明理學的公論，更是陽明學的主要精神所係，但是孔子以降，千載不見一聖人，則又是個曆史文化的事實。麵對這個事實，要如何解釋呢？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因為人不能知道自己可以成聖、不能真實立誌為聖。關於前者，陽明學者努力告訴人要自信良知、宣揚眾人與聖人同樣具備良知；“立誌”則是陽明學者教學的另一個重點所在。[31]
如果說學者在強調聖學簡易自然時，多充滿自信快樂的語調，那麽在談論立必為聖人之誌時，則多批露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不可及，以及學聖“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艱難事實。其所謂的立誌也絕不平凡，反而多帶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孤高氣象。下文先以楊東明為例，看他如何在不同情境下，或因聽眾不同或因焦點的轉移，關於聖學的論述也有不同的著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