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陽明學興起的重要學術背景，除了思想內容反映了與主流程朱思想密切的對話之外，在社會、製度方麵，至少有兩個重大關鍵因素：一是當時主宰出仕與教育機製的科舉考試，二是衍生於科舉考試製度的社會現象，即當時急遽增多的生員人口及其對地方社會的衝擊。下文便從這兩方麵來討論陽明學興起與科舉文化間複雜的離合關係。
宋代以降，科舉考試逐漸成為朝廷取士的最重要途徑，也因而主導全國的教育內容。[3]明代科舉製度更是在其執行與內容上，發揮強烈的皇權專製特質。根據Benjamin A.Elman對明初君王如何運用科舉為皇權效力的分析，我們看見：明太祖曾認為科舉無法選出適當人才而停辦科舉達十年之久；刪除不利於皇權的《孟子》本文，以《孟子節文》為考試範本；因本身對江南的仇視而壓抑江南人的出仕機會，如不滿洪武三十年（1397）參與殿試的52名考生均為南人，明太祖重閱會試考卷，最後選出61名北方進士。[4]這些現象顯示科舉並非單純選賢與能的政策，在執行上不僅考慮政治地域的均衡性而嚴格規定各地中選名額，[5]也有因地域關係而造成官僚之間提攜或排擠的現象，[6]更必須屈服於君王的意願，為其政治利益效勞，因此是一具高度政治考慮和運作的選才政策，並體現皇權專製的特色。
考試內容方麵，據洪武十七年（1384）頒定科舉定式，“四書”以朱熹（1130—1200）《集注》為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朱子弟子蔡沈（1167—1230）之《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1074—1138）、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7]程朱學派的詮釋占極重要的地位，成為官方援引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也搖身一變為程朱官學。[8]永樂年間（1403—1424），以程朱思想為標準修撰《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之後又以此為官學標準讀本與科舉取士的唯一教本，[9]不僅窄化、僵化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權威樹立了新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