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和下一章的討論，主要希望能夠呈現出陽明講學在江左和江右所發展出的不同風格，以及兩者之間互相激**、對話的情形。本章的內容主要討論王畿、周汝登與泰州學者等江左學者的講學風格，下一章則將以晚明江右講學及其如何回應江左學風為重點。
我們知道從晚明以降，“猖狂放肆、衝決名教”便成了晚明陽明講學者（尤其是泰州學派）的典型寫照，雖然對於此“反傳統”的曆史評價，曾因著意識形態之不同，而有極大的變化，泰州學者從名教的罪人可以一變為追求自由、平等的近代化先知。[1]晚近的研究對於此曆史的迷思已有許多厘清，除了批判套用西方近代啟蒙運動進步史觀的框架，和高舉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外，也著力於從思想者的言行、社會和曆史的脈絡中，發掘泰州學者符合傳統的精神麵貌。[2]李贄縱然有批判社會、標新立異的精神，卻也有維護法紀、尊重帝製的一麵；[3]顏鈞和何心隱近乎俠者的風采，雖不是士紳的典範，卻不離傳統儒家致力於教化宗族鄉黨的懷抱與作為。[4]大體而言，泰州學者以講學淑世，所宣揚的理念是孝弟忠信等符合傳統的禮教與人倫，所展現的意圖是，借講學的道德教化改進社會秩序、重建宗族倫理並實踐個人理想，而非反傳統的革命情懷。然而曆史的發展畢竟不隻關乎思想的內涵或思想者所表述的意圖，而有更複雜的社會性，一個行為的社會解讀也是多元的，晚明陽明講學所招致的批判及所引發的紛擾，並非純因學者立場的差異而導致誤解或排擠，或僅涉及理念落實過程中的落差，似乎與晚明整體的社會狀況、講學者的教化內容，及其所從事的講學活動都緊密相關。雖然今天我們憑借以重建那段曆史的材料都隻是片斷的，也無法脫離寫作者的立場和主觀判定，曲解和頌揚的成分亦隨處可見，卻不妨礙我們窺見蘊涵在這股講學風潮中多樣而複雜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