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已論及陽明學講會肇始於王陽明晚年時期，盛行於嘉靖年間，不僅是促進陽明學派建構和發展的重要學術活動，也與晚明文人結社、作會等普遍文人社交活動密切相關。晚明地方社會中存在著許多士人組成的定期性講會組織，會中進行著祭祀、歌詩、靜坐、默想、論學、散步、省過等注重身體力行的各式活動，不僅講授、實踐、傳播陽明學，也聯絡地方精英。這類具地方草根性的講會也同時塑造了像王畿、錢德洪等周遊各地講學的新名師風範，又因為地緣關係，講會成員對地方公共建設與教育風俗也有重大的影響，許多講會都是書院建構的前身，講學和書院興建的過程也多有地方官員和鄉紳的主導和資助。因此就某一意義而言，陽明講會不僅是學術性活動，更直接參與了地方公共事務與政治的活動。而陽明學師友結集熱絡講學的現象也被學者稱為是曆史上重視師友之道的難得盛世，羅洪先曾言：“孔孟之後千餘年而有濂洛，濂洛之興，師友之道一光矣，及其衰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生，先生之門，師其學者幾數千人。”[7]陽明學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在數千人之中傳播流衍，主要便是靠著各地的同誌講會。
講會既是地方社會中一種屬於家族血緣外的社團活動，而講會成立的目的又在借誌同道合的朋友切磋問學以進德修業，因此朋友之倫對其組織存在的正當性自然格外重要，這一點也確實屢屢為學者所強調。而在實際的生活裏，同誌講會所提供的師友連屬的情形又如何呢？本章將從三點來討論講會對於學者的意義，以及熱衷講學的學者們在追求師友的理想驅動下的某種生活形態。
（一）精神的倚靠
周衝（1485—1532）寫給王陽明的書信中有一段描述他對朋友相聚講習的倚賴：“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8]羅洪先在回給王畿的信中也說道：“弟賴諸公初有知識，居今之世，孤陋獨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見友人，則皇皇不自寧，有以諸公片言至即倒履走奉。”[9]這兩段話都表達了一種不能與朋友相聚講學的極度失望之情，描述一種惶惶然若有所失、不能集中精力、不得安寧的心理狀況。如此強烈地表達對朋友依賴的心理，究其原因，應不隻是他們在理論上意識到朋友之於修身成德的重要而已，而是反映了他們長期優遊涵泳於師友間教學相長的實際生活經驗，以及在失去這種學習環境後的惆悵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