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了陽明學者運用當時盛行的道統觀以宣稱良知學為顏子之傳，以及其爭正統的目的之後，我們也許該問他們的目的是否圓滿達成？或者從明代的學術現象看來，“顏子”這個聖學象征又展現何種意義？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也是否定的。第二個問題卻讓我們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讓我從第二個問題說起，雖然黃進興論到從宋代以降，至元朝“改賜孟子為‘亞聖’、顏子為‘複聖’，顏、孟易位，大勢底定。從此，‘孔孟’並稱，主導後世儒學之發展，迄今未改”。[72]但是在明代，不僅陽明學者樂談“孔顏”之學，顏子之學作為聖學的象征更是學者思索、詮釋、追尋的對象。除了前文已提及張星所撰的《顏子繹》和徐達左編、高陽刪補的《顏子鼎編》都是傾心陽明心學的學者著力於闡發顏子之學的著作以外，從胡直在《困學記》中表明自己對於朱子學和陽明學的質疑以及自得之學時，我們也看見他主要思索的對象乃孔顏之學的真義。他對朱子學的質疑包括：
先儒所謂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為事，以讀書為功，然孔子則嚐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並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惟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為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73]
胡直質疑朱子因為重視聞見讀書為窮理之功而不能適當稱舉顏子之德，以及其多闡發曾子一貫之旨為聖學真諦而忽略顏子之學的傾向。胡直對陽明學也有質疑：“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悉。”仍是以孔子告顏子“克己複禮”為思索的重心，認為陽明學有重內心而輕外物之傾向，矯朱學太過，亦陷入偏差。[74]從胡直對朱子學和陽明學的思索質疑中，我們發覺“孔顏之學”是他思索聖學的一個重點，他自己也說：“予既有是疑，因日夜默求孔顏宗旨”，[75]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心得。這個例子讓我們看見一個明代儒者如何以追求孔顏宗旨為聖學標的的求學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