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和弟子們型塑“顏子之學”為不重讀書著述而重心悟的特色，並以此作為聖學的象征，且宣稱良知之學乃承繼顏子的千古絕學。這個宣稱在觀念上既是承繼了宋代以來，尤其是朱熹建構的道統觀，卻又明顯地欲取朱子的地位而代之，與朱子學爭正統地位的意圖相當明顯。從學術的發展史看來，配合主流的概念是學說發展十分重要的過程，因為隻有因應配合一些普遍被接受的概念，與主導的思潮在某個程度上調和、在有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對話，才可能有效地推展一新的學說或改變既有的概念。畢竟人的觀念相當程度地受限於當代的普遍共識，超越性不可能太大，在鋪衍、傳達一新觀念時，也必須奠基於許多不受質疑的共識上。而陽明學者在運用道統觀為自己學說和學派定位的過程即是如此，雖然在道統傳承的內容上，他們試圖取代朱子學，為陽明學開拓一崇高的學術領域，但是在觀念和語言上，卻幾乎完全承襲自北宋以來即受重視的道統觀，亦即在承認聖學傳承及其正統權威的前提下，試圖以自己學說賦予道統和儒學正統新的意涵。而且，因著陽明學者爭正統的舉動，道統和學承的觀念不但未消失，反而隨之而高漲，黃進興便指出，樹立學承的風尚源於陽明學派的興起，也是陸王與程朱學者角力的一個麵向，從王陽明時代起，許多敘述宗派源流、塑造傳道正統的書籍大量問世。[64]
這裏所謂爭取正統主要指獲得當時學術宗主地位與官方的正式認可，雖然學者個人可能真切地相信他們的宣稱，亦即王陽明及其他服膺良知學的學者可能真切相信：良知學就是聖學的主要內涵，是直接千古聖學道統血脈的精髓。因而他們在宣稱良知學乃顏子之傳時，可能確實觸及了一種主觀對真理的認識和信念，這也使得他們的宣告在某一層次上，帶有個人信仰的純度，超越了純粹學派競爭的政治性。但是，無論個人的信仰純度如何，也無論個人在宣告其信仰時是否摻雜其他的意圖，宣告的本身即賦有社會曆史意涵，也免不了涉入學術政治的爭辯。王陽明提出良知學，在當時學術界立即引發質疑，王畿雲：“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良知）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哄然指以為異學而非之”；“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脈……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群和，哄然指以為禪”。[65]而陽明學者在致當時學者問辯的書信中，積極強調良知學即顏子之學、為聖學宗傳，就是試圖在當時紛紛質疑的學界中為陽明良知學爭取儒學正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