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讓我簡單對江右吉安府、南中寧國府以及浙中地區陽明講會活動的差異做一簡短比較。不過在比較之前，必須再次思考史料限製的問題。導言中已說及本書對陽明講會活動在三個地區的研究，主要隻能依靠方誌所提供較概括性的史料，並輔以學者個人文集中較仔細但也較零散的史料，來拚湊出三地陽明講會史的概況，以及這樣的研究必然受到史料性質限製的問題。在經過這三章講會史的描述，我們會發現某些地方誌對於該地陽明學者的記錄較仔細，甚至布衣學者的講學活動都有記錄，像寧國府的太平縣就有不少布衣講學者以及地方家族支持的講會記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金華的《永康縣誌》和《東陽縣誌》內，但其他各縣的方誌則均較少記錄布衣講學者的蹤跡。到底這種差異的情形告訴我們什麽信息？我們真的可以認為太平縣、永康縣、東陽縣中布衣學者比較活躍於講學活動，其他地區都沒有類似的情形嗎？
如果我們以進士總人數作為一地學術文化競爭力的指標，以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總進士數為例：
表1 嘉慶、隆慶、萬曆三朝進士人數
寧國府的太平縣隻產生9名進士，而金華的永康縣19名，東陽縣22名，相較於吉安府的安福（72名）、廬陵（57名）、吉水（37名），或寧國的宣城縣（41名），或紹興的餘姚（194名）、會稽縣（72名）、山陰縣（112名）（表1），我們會發現太平、永康、東陽三縣都屬於學術文化競爭力較弱的區域。
因此上述的現象很可能反映的是：在學術精華區內學術主張較多元、重要學者輩出，隻有非常傑出的學者才能獲得地方曆史的書寫。例如，我們發現《吉安府誌》對布衣講學與地方小講會的記載均不多，府誌的編者在凡例中說明他們礙於篇幅，大幅刪減舊誌入傳的人數，隻能選擇聲聞甚隆、行為古蹈者入傳；相對的，在文化學術水平較低的地區，許多布衣學者的姓名與活動較有機會獲得書寫，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家族確實足以代表當地的學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