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察浙江省的方誌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陽明學風其實在浙東和浙中一帶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以學者總人數而言，浙江絕對是不可輕忽的一股學術勢力，然而浙江乃人文薈萃之地，學術內容向來多元豐富，人才輩出，因此陽明學並不能壟斷此地的學術風尚，也無法在此長期地形成有力的講學中心。從地域的分布言，陽明講會活動主要集中在紹興、金華、衢州三府之內；以時序推移而論，16世紀10年代到40年代初期，紹興因王陽明親身講學倡導，後又因天真書院的成立，是最興盛的時期，同時期除了天真書院的講學中心，金華有應典和盧可久等人倡導的五峰書院講學中心，衢州府則分別有西安縣在衢麓講舍內的講會、龍遊縣的水南會、江山縣在東溪講舍內的講會，這些講會彼此互相呼應，共同寫下浙江陽明講會最輝煌的一頁曆史。
雖然天真書院在16世紀50年代以及70年代均有擴建修複的工程，但已喪失講學的生命力，無法進一步推展陽明學術活動，尤其當王陽明重要弟子王畿於1583年逝世後，浙江一地講學更頓時失去精神的倚靠，直到周汝登於16世紀90年代再度倡導講學活動，情況才有變化。晚明浙江講學中心自然還是以紹興府為主，因為衢州府內的講學活動幾乎都無法持續到晚明，金華五峰書院的講學活動，在一群布衣學者與地方家族的支持下，雖然能夠持續傳承數代，講會不輟，但號召力與影響力則無法與周汝登、陶望齡等名儒主盟的講會相提並論。從周汝登以降，直到劉宗周證人會在明亡前的活動，甚至到證人會在清初的複會以及明顯的學術轉變，則又是浙東講學曆史另一波重要的**與轉折，其間許多重要議題，實在不是本書可以涵括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