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王陽明的家鄉，但卻不是陽明講會活動劄根最深的地區，無論就講學風氣、影響實力、在地方社會中的代表性而言，浙中陽明學都無法與江右地區相提並論，這在明代學者間早已有共識，連浙中學者都承認。例如，王畿說：“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1]孫應奎也說：“若吾江右被道澤尤深，故學舍尤盛。”[2]盡管如此，作為明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運動，陽明學在浙江仍然有重要的發展，尤其王畿對於良知學的詮釋，雖然頗受爭議，然其學術影響力——無論就思想層麵或實際帶動講會活動而言——絕對是陽明學在晚明後續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王畿對良知學的詮釋及其對聖學工夫論的看法，與泰州學派有異曲同工之趣，而兩者相互激揚，所鼓動的講學風潮，更是晚明學術界的重大事件。王畿偕同錢德洪周遊四方倡導講會活動，也是使得陽明學快速在東南地區擴展的重要動力。至於浙中陽明學的師承脈絡，黃宗羲和邵廷采（1648—1711）都指出了從王畿、周汝登、陶望齡（1562—1609），再到陶奭齡（約1565—1639）的這條重要師承，[3]雖然這些學者對“現成良知”和“四無說”的堅持，以及逐漸深染禪風的講學特色，並無法獲得理學內部的一致認同，也無法完全涵蓋浙江地區的陽明學和講會活動，學者對其批判之聲也始終不斷，但其所具的影響力與代表性則毋庸置疑。而其所引發的學術對話——無論來自江右學者、東林學者或浙中劉宗周學門的批判——也足以顯明陽明學在浙中地區所具有的多元性與能動力，此均可見其在整個晚明學界不可忽視的學術影響力。[4]
本章並不擬從王畿、周汝登、陶望齡的思想傳承來討論浙中陽明學，也無法涵蓋浙江地區所有陽明學者，或對其學術思想進行仔細分析，而是希望通過整理大量浙江方誌與理學家文集的史料，掌握陽明講學活動在浙江地區發展的主要狀況與變化，且勾勒出不同區域講會形態與發展的差異性。另外必須說明的是，本章比前麵兩章在地理範圍上涵蓋更寬廣，主要原因是陽明講會活動在此地確實分布較廣，紹興府雖然有強勁的講學領袖，也有著名的講學中心，但卻不足以代表浙江全地的講學活動，且借由與金華府和衢州府的講會對照，更能看出此地的不同講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