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以前，人們聽聞，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習慣不時地給他居所附近的小城當地報紙寫信，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在許多年前，這個小城的陪審團法庭對一個謀殺了自己新生兒的女人提起了訴訟，並最終判處她受監禁之刑。這之後不久，當地的報紙刊登了漢姆生就此事發表的言論。他在其中稱，若一個城市對一個殺害自己新生兒的母親不判處最重的處罰——即便不對其處以絞刑，至少也應判處其終身監禁——那麽，他將唾棄這一城市。這以後又過了幾年，《大地碩果》（”Segen der Erde“）出版了，其中講述了一個女仆的故事，讀過這一故事的人就知道，這個女仆犯下了同樣的罪行，也受到了同樣的懲罰，並且她也不應該受到更重的懲罰。
讓我們回想起上述事情經過的，是卡夫卡的《中國長城建造時》（”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中的一些思考。因為這一遺著一出版，就有人根據其中的一些想法對卡夫卡進行了闡釋。這一闡釋隻沾沾自喜地解讀了這些想法，為的是不去費神地關注卡夫卡的真正作品。從根本上來說，誤讀卡夫卡作品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自然的解讀，另一條是超自然的解讀；而這兩條——心理分析式的和神學式的——道路都以同樣的方式置最重要的內容於不顧。第一種解讀方法的代表人是赫爾穆特·凱澤爾（Hellmuth Kaiser）；第二種方法的代表人為數眾多，比如，敘普斯（H. J. Schoeps），貝恩哈德·航（Bernhard Rang）和格勒特許森（Groethuysen）。能算在這之列的還有威利·哈斯（Willy Haas），當然，從更廣的角度來看，他對卡夫卡進行了一些頗有啟發意義的解讀，這一點我們還會再談到。盡管如此，他仍有一味地從神學角度籠統闡釋卡夫卡作品全集的嫌疑。關於卡夫卡，他這樣寫道：“在其偉大的長篇小說《城堡》中，他描畫了源自恩賜的更高權力，而對較低的，對源自法庭和地獄之權力的描述，則體現在他同樣偉大的《審判》中。而在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美國》中，他則試圖用類似的風格描畫了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塵世……描畫了塵世的命運及其對人提出的艱難複雜的要求。”該闡釋中的第一部分或許是自布羅德以來人們闡釋卡夫卡時的共識。例如，貝恩哈德·航也曾就此寫道：“若我們可以將城堡視作恩賜的所在，那麽，從神學意義上來說，《城堡》中徒勞的努力和嚐試便恰恰意味著，人是無法通過有意和專橫的強求來獲取上帝的恩賜的。不安與急躁隻會打擾和破壞崇高的神性安寧。”人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得出這種闡釋；但它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尤其當人們越順著它的思路往下想，它便顯得越發不可靠。因此，或許可以說，威利·哈斯的解釋最清晰地指出了它的不可靠性：“卡夫卡繼承了……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和帕斯卡（Pascal），人們或許可以將他視作克爾凱郭爾和帕斯卡的唯一合法傳人。這三人都心懷那個最為嚴酷的宗教基本母題：在上帝麵前，人永遠是理虧的。”卡夫卡的“塵世，它那所謂《城堡》之中充斥著不可預見、目光短淺、錯綜複雜且貪得無厭的官員群體，它那由此構成的奇特上天，使人置身於一種可怕的遊戲中……然而，人卻總是深陷於理虧的泥潭，甚至人在上帝麵前，亦是如此”。這種神學遠甚於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安瑟爾謨（Anselms von Canterbury）的因信稱義說（Rechtfertigungslehre），它淪為一種純粹的推想，並且，它在任何地方都與卡夫卡作品的原文不符。恰巧《城堡》中這樣寫道：“‘單單某個官員究竟是否有寬恕權呢？這或許是整個當局的最高職責，然而，即便是整個當局，恐怕也沒有寬恕權，而是隻管處決。’”故而，上述闡釋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丹尼斯·魯日蒙（Denis Rougemont）說：“如此種種所描畫的，並不是人在沒有上帝時的悲慘境遇，而是人在雖緊密依附於上帝，但卻因不懂基督教而並不熟知上帝之時的悲慘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