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1][著]
引言[2]
接下來的這篇文章，若我們先看看它至今都不為人所知的原因再去探討，理解起來便容易得多了。
精神作品（geistige Produktionen）在曆史傳統中的位置並非總是單單取決於，或者說主要取決於人們對它們的直接接受。這些作品的接受往往都是間接的，即以那些與之親和的人——它們的先行者、同時代人和接班人——所留下的作品為媒介的。人們的記憶總是建立在把留存下來的傳統素材分門別類的基礎之上。這些門類具有流動性，構成它們的要素也一直在相互替換。而那些長久以來都無法列入這些門類的內容，其歸宿則是遺忘。
不論我們尋找與約赫曼心有靈犀者的先行者，還是尋找與其誌同道合的同時代人，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現，這些人的姓名或輪廓常籠罩在遺忘的陰影之中。在約赫曼的上一輩人中，我們可以找到的是格奧爾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就像福斯特本人曾在科布倫茨（Koblenz）被德意誌軍隊所圍困那樣，他的作品也被封鎖在了德國人的紀念塔外圍。他那些寫自大革命時期巴黎的異常珍貴的書信當中，能衝破封鎖防線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若存在這樣一種闡述，且它能成功地揭示從福斯特到約赫曼等流亡法國的德國人的革命思想之連續性，那麽，一種責任便會落到德國資產階級先鋒們身上，而這種責任則是這一階級如今的接班人所無力承擔的。這種責任會落到諸如施拉布倫多夫伯爵（Graf Schlabrendorf）等人頭上，此人生於18世紀中期左右，後來在巴黎與約赫曼結為摯友。約赫曼根據此人的種種講述寫就了一部革命曆史回憶錄，毫無疑問，與這部回憶錄相比，描寫[18到19]世紀之交德國人流亡狀況的各種回憶錄都顯得黯然失色。對於那些有誌於探究這些回憶錄的人而言，或許瓦爾哈根（Varnhagen）[3]尚未發表的一些文稿還能提供一些獨特的啟發，它們如今收藏於柏林的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