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敘事戲劇既是為演員，也同樣是為觀眾而生的。作為一種特例，教育劇借以從根本上凸顯自身的，是一種尤為簡陋的舞台設施，通過它，教育劇簡化並導致了觀眾和演員之間的互換。每一位觀眾同時也能成為一名參演的演員。而事實上，扮演“教師”要比扮演“主角”更容易。
在發表於一本雜誌上的首版《林德貝格們的飛行》中，飛行員這個人物還是個英雄。這個角色是為頌揚這位英雄而設置的。頗富啟發意義的是，該劇第二個版本的誕生歸功於布萊希特對他自身的修正。——這次飛行過後的那些日子裏，席卷兩個大洲的，是何等的歡呼雀躍和熱情洋溢。然而，這種轟動一時的歡欣鼓舞隨之卻煙消雲散了。在《林德貝格們的飛行》中，布萊希特努力剖析該“（難忘）事件”呈現的光譜，並試圖從中獲取五光十色的“經驗”。這種經驗隻能從林德貝格的工作中，而不能從激動不已的觀眾身上去汲取，並且這種經驗最終應該被帶到觀眾這些“林德貝格們”麵前。
《智慧的七大支柱》（”Die Sieben S?ule der Weisheit“）的作者T·E·勞倫斯（T.E.Lawrence）[38]曾在給羅伯特·格拉費斯（Robert Graves）的信中寫道，當他走向空軍部隊時，邁出的這一步對於如今的人的意義，就好比中世紀的人邁入一個修道院那樣。在這一表述中，人們重新發現了挺胸後仰時產生的那種張力，不論是在《林德貝格們的飛行》中，還是布萊希特後期的一些教育劇中，這種張力都是獨一無二的。一種對牧師的嚴厲教誨轉變成了新時代技術中的嚴厲指導——此處尚是航空學[對人的]嚴厲指導，後來則是階級鬥爭[對人的]嚴厲指教。後一種轉變和利用在《母親》中得到了完美體現。其中頗為大膽的做法在於，此處恰恰要避免讓一出社會劇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正是被移情所帶動的，並且社會劇的觀眾也一直習慣於這種影響的存在。布萊希特自知這一點；他在一封詩體信件中說出了這一點，該信是他因該劇在紐約的上演事宜而寫給當地工人劇院的，關於這一點，“一些人曾問我們道：工人也能理解你們嗎？他會甘願放棄其所熟知的麻醉劑嗎？會放棄心中對陌生憤慨和對其他工人的發展的關注嗎？他會放棄所有的那些幻覺嗎？在兩小時中，那些幻覺先是讓他興奮不已，而後卻更為精疲力竭，他會甘願被這些幻覺甩在身後，心中隻充滿了一些模糊的回憶和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