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布萊希特的《母親》[5]的首演
布萊希特曾說，共產主義是中庸的（das Mittlere）。“共產主義並不極端。極端的是資本主義。”至於它有多極端，則從它在家庭及任何其他問題上的態度和行為中可見一斑。資本主義堅決捍衛家庭，即便在某些條件下，任何一種對家庭生活的強調都會加劇種種非人道處境給人帶來的痛苦。共產主義並非極端的，因此，它不會想到幹脆就把家庭關係給廢除了，而隻是去檢驗，能否將家庭稍作改變。它自問：家庭能被拆卸開來麽，以便讓拆分為各個組成部分的家庭發揮別樣的社會功能？然而，這裏所謂家庭的各個組成部分並非指家庭成員，而是指家庭成員間的相互關係。很顯然，這其中沒有哪種關係比母親和孩子間的關係更為重要的了。此外，在家庭的所有成員中，母親的角色是最為分明的：她生育後代。而布萊希特這出劇提出的問題則是：母親的這一社會功能可以轉變為一種革命性的功能嗎，又該如何轉變？在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中，一個人越是直接身處生產關係中，他所受的剝削也就越嚴重。在現今的種種境況裏，家庭是一個機構，它將女人當作母親來剝削。佩拉吉婭·沃拉索瓦（Pelagea Wlassowa）是“一個工人的遺孀，同時也是一個工人的母親”，她便是這樣一個遭受雙重剝削的女人：一是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而遭受剝削，二是作為女人和母親而再次受到剝削。這位受雙重剝削的產婦，她代表了遭受最大程度貶抑的被剝削者。若母親們也被徹底改變了，那就再沒什麽其他人和事需要變革了。布萊希特[這出劇]所做的是，以變革母親為對象而進行一次社會學實驗。與此相關的是一係列簡化手法，它們並不具有鼓動性，而具有建設性。“一個工人的遺孀，同時也是一個工人的母親”——這其中包含了首個簡化手法。佩拉吉婭·沃拉索瓦，她隻是一個工人的母親，這在某種程度上有悖於無產階級女性這個概念的初始含義。（Proles[無產者]的意思是後裔。）她，這位母親，隻有一個兒子，這一個兒子便足夠了，因為最後事實證明，她隻用這一根搖杆便可以操作整個棘輪裝置，並通過這裝置將其母性能量傳送給整個工人階級，做飯從來都是她的事，生育了子嗣的她成了兒子的勞動能力的再生產者。而如今，這種再生產卻已經顯得捉襟見肘。對於她做出的吃食，兒子隻是抱以蔑視的一瞥。盡管這隻是對母親的輕輕一瞥，卻讓她不知所措，因為她不知道：“你們的飲食裏少了肉，｜這並不是人們在廚房裏做出的決定。”[6]她去分發的傳單中，寫的可能就是上述或類似內容。她之所以去分發傳單，並不是為了要助共產主義一臂之力，而隻是想幫助兒子，因為分發傳單的命運落到了兒子頭上，這是她為[共產]黨貢獻力量的開端。通過這種方式，她將自己與兒子間即將產生的敵對關係轉化成了兩人與共同敵人的敵對關係。事實上，母親的這種行為也是適於用來幫助[子嗣]的唯一形式，在此，這種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母親對子嗣]幫助的緣起處，即母親圍裙上的褶皺。同時，作為被剝削者們團結一心的表現，這種形式也證明了其在社會中的簡潔有效性，而這種簡潔性則如同動物性那般，是與生俱來的。母親所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它從上述那種最初的幫助一直延續至最終的幫助，即工人階級的團結一心。在交出[工廠裏生產的用以製造武器的]銅之前，她向眾位母親發表了一番講話，這番話並非源於和平主義，而是她向她們發出的一番革命號召，[她告訴她們，打算交出銅的]她們出賣弱者事業的同時也將出賣自己孩子們的事業，出賣她們的“（圍裙上的）褶皺”。也就是說，這位母親向[共產]黨靠近時，首先是從幫助兒子的角度，然後才是從理論角度出發的，這是該劇中的第二個具有建設性的簡化手法。這些簡化手法的任務在於強調母親的說教的樸素性。因為敘事戲劇的本性在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性對照（這種對照意味著，戲劇人物在爆發行動的同時也開啟了展望理論的視野），將取代意識的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非辯證性對照（這種對照意味著，戲劇人物隻有在進行反思時才能聯想到自己的行為）。因此，敘事戲劇是遭了暴揍的英雄之戲劇。在敘事戲劇家看來，古人的一條教育箴言或許可以改寫為：沒有遭到暴揍[亦即失敗]的英雄不可能成為思想家。而那些說教，即母親在遭受失敗或在等待時（對於敘事戲劇而言，這兩者之間並無區別）用來解釋自身行為的說法，它們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她是用歌唱的方式把它們給唱出來的。她唱出了不利於共產主義的言論；她唱出了：六十歲的女人，你得不斷地學習；她唱出了第三番事業的讚歌[7]。並且，這些歌都是她以母親的身份唱的，因此，它們都是搖籃曲，都是唱給弱小卻勢不可擋地成長著的共產主義的搖籃曲。作為母親，她把這個共產主義置於自己的保護翼下；此時的共產主義也表示了對她的愛，它就如兒女對母親的愛那般，即兒女之所以愛母親，並非因為她的美貌、威望，抑或她的優秀，而是因為，她能源源不斷且不知疲倦地提供幫助，因為她是幫助之源的化身，並且，她能不斷地投身幫助之中，她是務實的，且不帶虛情假意，因而能毫無保留地幫助不斷需要幫助的共產主義。母親是實踐的化身。在她泡茶時，在她卷製俄式餡兒餅時，在她探望身陷囹圄的兒子時，我們都可以看出，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在為共產主義服務。並且，在被扔來的石頭擊中時，在被警察棍棒相向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對她實施的所有武力措施也都絲毫動搖不了她。母親是實踐的化身。也就是說，在她身上，我們看不到任何高昂的**，所看到的隻有確實可靠的品質。而若當初母親不曾質疑共產主義，那麽，她也就不可能變得如此可靠。但必須明確的最關鍵的一點是，她之所以提出異議，這並非因為這麽做能使她受益，而是出自人的健全理智。“這麽做有必要，但這麽做難道不危險麽？”——人們對她說這樣的話根本沒用。即便人們對她說，她所為之付出的是些空想，這對她同樣也起不了作用：“祖赫林諾夫（Suchlinow）先生的工廠到底屬不屬於他本人呢？到底屬不屬於呢？！”但是人們可以向她說明的是，這工廠隻部分地屬於祖赫林諾夫的財產。她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健全的人類理智之道。——“你們與祖赫林諾夫先生之間的爭端，關警察什麽事？”她逐步踏上人類理智之道的過程恰恰與極端主義相反，這一過程將母親帶到了五月大遊行隊列的最前端，並使她在那裏遭受了失敗。這便是母親的故事。現在便可以反過來再看事實了，我們可以追問：若母親是領導者，那麽兒子呢？因為，博覽群書並準備擔當領導者角色的畢竟是兒子，而並非母親。此處進行了重組的因素有四個：母親與兒子，理論與實踐；它們玩著“交換吧，交換小樹苗”的遊戲[8]。一旦關鍵時刻出現了，一旦健全的人類理智占據了領導者的位置，那麽，理論就可以用來操持家務了。那樣的話，當目不識丁的母親在印發傳單時，兒子就得擔負起切麵包的工作；那樣的話，生計也就不再按照性別去對人發號施令了；那樣，無產者的居所中便掛上了黑板，並在廚房和寢榻之間開創出了一片空間。當一個國家在尋找經濟發展之路時，下與上的位置已經發生顛倒，那麽其中的家庭便也得相應地發生些變化。這樣一來，不可避免的是，母親便得接替象征著未來之理想的新娘之位，並用她40年的過往經驗來驗證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因為辯證法並不需要霧氣昭昭、虛無縹緲的遠方：隻在實踐的四壁圍罩中，它便已經宛如身處自家了。站在了這一關鍵時刻開端的辯證法道出了《母親》末尾的那一番豪言壯語：“‘絕不’變成了‘就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