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統文學價值觀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價值。柏拉圖是反對文學藝術的，在他的“理想國”中沒有詩人的立足之地。他反對文藝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一是從他的“理式”論的哲學本體論出發，認為文藝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不能揭示真理。二是從他的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立場出發，反對當時那些充滿民主精神的詩歌與戲劇。就第二點而言，柏拉圖可以說是古希臘第一位對文藝的社會價值有深刻認識的理論家。他清醒地認識到了詩歌、戲劇對人的巨大感染作用，正是出於對這種感染作用的恐懼，他才對文藝采取敵視態度。盡管如此，柏拉圖對詩歌、音樂、戲劇的藝術魅力和社會功能的深刻認識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發展依然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
在中國先秦，也有兩派否定文藝存在價值的學說，一是道家，二是墨家。但與柏拉圖不同的是，道家否定文藝是由於他們否定一切人為的文明，他們把這種否定當作實現社會理想——恢複原始自然狀態的先決條件。墨家也與柏拉圖—樣，對文藝的審美功能有清醒認識，但與柏拉圖不同的是，墨家否定文藝乃因其缺乏實用價值：它不能滿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物質需求。柏拉圖有些地方與孔子倒是極為相近，孔子因“鄭聲**”——即“鄭聲”更能給人的感官以愉快，而主張“放鄭聲”，又因“詩”中有許多毫無節製地宣泄情感的作品而刪詩，並稱讚保留下來的“詩三百”，為“思無邪”。柏拉圖也認為詩歌給人以快感、訴諸人的情感，因而破壞人的理智，並說：“快感是最大的騙子。”[1]孔子與柏拉圖都是理性主義者，對過分的情感表現都表示反感，但二者又有極大不同，孔子以詩樂作為個體道德修養的主要手段（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並將人的個體道德修養看作是實現其社會理想的入門功夫，這樣，孔子實際就將詩樂的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起來了。柏拉圖雖也認識到文藝對個體的巨大感染作用，但卻把這種感染作用與其社會理想對立起來，將情感與理性對立起來，從而割裂了文藝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