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哲人們對自然的興趣似乎遠遠超過中國先秦思想家們。愛利亞學派的克塞諾芬尼、巴門尼德、芝諾等以及其他許多哲學家都有過以《論自然》為書名的專門著作。許多一流學者都熱心於探討自然的構成因素及宇宙秩序、天體運行等問題。例如，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以及愛利亞學派都是如此。隻有蘇格拉底與其弟子柏拉圖似乎更關心人事而很少論及自然。蘇格拉底關注倫理道德；柏拉圖則關注自然與社會背後的形上本原——理念。到了亞裏士多德則兼及自然與社會，推出《工具論》《物理學》《論天》《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一大批係統著作，從而成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但是，無論關心自然也罷，不關心自然也罷，自然在古希臘人眼中都是作為客觀物質世界而存在的，除了對人的生存提供使用價值之外，再也與人無涉了。在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中，宇宙自然也隻在證明上帝的偉大時才予以討論，如托馬斯·阿奎那所做的那樣。它同樣也是一個與人類截然分開的世界。
除了古希臘以外，西方人對自然的普遍關注有過三次**。一是文藝複興時期。此時，人文主義精神發展起來，人們開始將注意力從上帝轉向人本身，從天國轉向俗世，人的自我意識得到深化，個體生命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些都是人們重新發現自然的前提條件。人們對自然的普遍重視正是對上帝開始懷疑和厭煩的表現，是開始認識到人的價值的表現。在文藝複興時期的哲學家們那裏（如庫薩的尼古拉、特勒肖等泛神論的自然哲學家），上帝漸漸失去人格特征，而越來越與自然融合為一，這實際上是對上帝、彼岸世界的否定，對自然和此岸世界的肯定。自然第二次受到普遍重視是18世紀。德國學者顧彬說：“在西方，自然意識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社會的形成而形成的。”[7]另一位德國學者諾伯特·麥克倫布克也說：“風景的概念純然是市民階層文化思想的產物。它源於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對‘自然’的渴望。”[8]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巧取豪奪，爾虞我詐，金錢至上等社會現象足以使那些對社會未來抱有美好向往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痛心疾首，於是他們將罪惡的根源歸於私有製，甚至整個現代文明，於是有人就提出“返回自然”的口號，這個“自然”主要是指古樸自然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大自然。啟蒙主義哲學家大多是自然神論者，他們繼承了文藝複興時期泛神論者對上帝的非人格化傾向，將上帝的“勢力範圍”進一步縮小，認為上帝完成了“第一推動者”的任務後，就不再理會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事了。但他們卻又用機械論的眼光來看待自然，認為自然不過是一種不斷按照力學規律運動的僵死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