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術、文章、道學三派士人在文化意識上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那就是強烈的救世意識。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曾列舉了若幹影響士人心態的外在因素。這些因素作用於北宋士人心態上主要歸結為兩點：一是強烈的社會危機感，其中也隱含著對五代十國那種混亂、動**局麵的恐懼情緒。二是積極進取精神與曆史使命感。其核心是重新整飭社會秩序，向上規範君主，向下教化百姓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最為寶貴的精神品格，但由於各種原因，自先秦諸子時代之後，這種精神品格從未得到充分張揚。漢代士人恪守章句訓詁之學，眼界受到限製；六朝士族文人專務個體精神之自足，對社會國家漠不關心；唐代士人熱心功名利祿，完全為君權所吸引，缺少獨立精神。盡管這期間士人階層的救世意識亦間或有所表現，但從未形成一種對整個文化學術領域的全麵牽引。宋代士人在這一點上的確是超越了前人。宋儒自認直承孔孟，對漢唐儒者一概輕視，這並非狂妄自大。就士人的主體意識、超越精神和人格境界言之，漢唐諸儒確然不能望宋儒之項背。因此，宋代士人在文化價值觀上的三派都是基於同一種時代精神的，他們的差異僅表明士人們在具體價值選擇上的不同而已。下麵我們從幾個方麵對三派的差異予以闡釋。
（一）救世方式之不同
三派士人均以救世為目的，但如何救世呢？他們各有自己不同的策略。
經術派代表著士人階層中政治家們的文化傾向。他們是士人階層試圖借用政治手段來推行自己社會理想的體現。王安石嚐雲：“君子於學，其誌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誌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效，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誌也。”（《先大夫集序》）這真是一語破的之論。士人階層自產生之日起即以天下為己任，隻是由於權力不在其手，他們才紛紛著書立說來對君權與社會實行文化製衡策略的。而範仲淹、王安石則是“位於朝”的士人，於是他們便要直接利用政治力量以逞其誌了。孔孟於春秋戰國之時，四處奔走遊說，是要尋求獲得政治權力的機會，而其目的是推行儒家士人的社會價值觀，他們未能獲得這樣的機會，故隻有聚徒講學，試圖借助文化的力量來影響君權與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