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主的重用文臣和較為寬鬆的文化政策，宋代社會麵臨的內在和外在危機都激發起士人階層的救世意識，但在如何救世的問題上士人的思想代表者們卻有不大相同的理解和主張。這表現在文化價值觀上則形成了三種不同價值取向：經術派、文章派、道學派。這三種價值取向又可以說都是從“宋初三先生”的文化主張中分化出來的。
（一）“宋初三先生”的文化觀念
所謂“宋初三先生”乃是後世儒者從道學發展源流的角度提出的說法。其實，“宋初三先生”對於經術派、文章派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在這裏，我們簡要評述一下“三先生”的文化主張。
胡瑗是仁宗年間著名的教育家。他長期擔任蘇州、湖州等地教授，以儒家禮儀、經義教育諸生，為儒學之複興做了大量工作。他奉行的教育方針是針對晚唐五代以來的文風以及宋代以辭賦取士的科舉製的。其弟子劉彝說：“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他自己也說：“……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強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胡瑗教授弟子分經義、治事二科，才智傑出者使之通六經，目的就是繼承、弘揚儒學；其餘者則各學一兩種具體的治事之能，目的就是服務於政府。由此可知，胡瑗雖然更強調“經義”之重要，但對於治事之才、文章之學也並非毫不關心。其弟子中“有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他均能因材施教“使之以類群居講習”。他的著作除了門人編錄的《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春秋說》《易傳》等之外，還有《學政條約》《武學規矩》等有關樂教的專著，可知其並非恪守經義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