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士人知識分子十分活躍、士人文化極為發達的時期，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點。
其一，朝廷的重文政策。宋家天下雖談不上“馬上得之”，但軍事實力在這裏同樣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太祖、太宗對晚唐至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麵十分清楚，深知兵權在改朝易代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宋朝立國之初，他們就采取了剝奪那些有功武將的兵權的措施。武將既不可信，那就隻有重用文臣來管理國家了。在整個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始終高於武將，與此同時，太祖、太宗還十分重視教育，完善各級官學體製，擴大生員人數，並允許地方書院自由發展。宋太祖本人一生手不釋卷，稱帝後又常令臣下讀書。史籍載“上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又稱“宰相須用讀書人”。（《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在文化學術方麵，宋初統治者亦采取較為寬鬆的政策，在推崇儒學的同時亦不廢道釋。太祖登基伊始便詔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宋會要輯稿·崇儒》），又詔令貢舉人到國子監拜孔，以為定例。對於博通經書的儒生，統治者更是倍加信用。這是對儒學的推崇。對於釋道，宋初統治者也加以扶持，太宗時期，在許多名山大建佛寺，並大量翻譯、刻印佛經。太宗還親自召見過道士陳摶，並賜號“希夷先生”。宋初統治者的這種重文政策，其出發點雖然是鞏固自己的統治、束縛人民的思想，但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活躍文化學術的作用。在這種政策的刺激下，士人階層的進取精神大大增強了，這無疑是宋代文化學術空前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代統治者重文政策的另一表現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科舉製。在唐代，科舉製雖已比較成熟，但錄取的名額一向甚少。例如，進士科每年所取不過二三十人。在宋代則大大增加了錄取名額。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11人，太祖不悅，遂召終場下第人參加殿試，最後賜127人及第。後來所取人員逐年增加。這種取士政策，一方麵使官僚機構龐大臃腫、官濫員冗，另一方麵也刺激了士人階層熱衷功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