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古代士人的文化分流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主流文化是士人階層的文化。但是由於士人階層在經濟、政治上並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集團，故而他們所承擔的文化價值觀要取決於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君主對待士人階層的態度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因素。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君主為了自身利益，大都對士人采取禮敬尊奉的態度，爭士、養士之風一度大盛，這就培養起士人自尊自貴、自強自立的主體精神和獨立意識。表現在文化上，則是社會規範性、批判性以及重構社會價值體係之企圖的凸顯。秦漢之時，君主對士人階層加強了控製，對學術文化也采取積極幹預的政策，於是士人文化中那種強烈的主體精神就大大淡化了，代之而起的則是為君權尋求理論上的合理性以及較為隱晦的方式製衡君權的傾向。
又如，社會的動**不寧也是對士人文化產生極大影響的一種外在因素。戰國時期子學的發達與諸侯混戰的社會現實有直接關係。諸子之學本質上都是為了拯救社會開列的藥方，這種為社會開藥方的精神是導致“百家爭鳴”的主體原因。唐中葉以後出現了詩歌上的新樂府運動、散文上的古文運動、學術上的儒學複興運動，這都是士人社會文化價值觀轉變的產物，而士人價值觀的轉變，又直接導源於唐中葉以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君主昏聵所造成的社會衰頹趨勢。
在各種外在因素刺激下，士人文化中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一是救世，二是自救。所謂救世，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取向，它主要表現為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即重新安排社會的企圖。在先秦，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的學說是士人階層救世意識的主要代表。到了戰國中晚期，孔學主要衍化為孟子之學（思孟學派）與荀子之學兩大派。思孟之學自救意識（心性之學）與救世意識（仁政學說）並存；荀學雖仍保留了一些孔子的救世精神，但主要傾向於具體的治世馭人之術。後者是士人救世意識的一種變體，其特點是對君權的維護壓倒了對君權的製衡。老子之學在戰國中晚期則衍化為以自救為主的莊子之學與為君權服務的黃老刑名之術。墨學則發展為名理之學，其救世意識大大削弱了。到了秦漢以後，隨著文化形態的豐富完善，士人階層的救世意識在文化上主要表現為三種不同形式。一是恪守先秦諸子以道抗勢的傳統，積極建構以形上之道為核心的理論體係，試圖從根本上為社會建立價值準則，為君主立法度，秦之《呂氏春秋》、漢之《淮南子》、唐代韓愈之“道統”論均是如此。二是遵循荀學精神，積極關注社會政治，為君主確立統一意識形態，並教化百姓的文化傾向。漢之陸賈、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晉之傅玄，唐之孔穎達、魏征均是如此。三是以詩文為武器來達到諷諫君主，教化百姓的目的。漢之《毛詩序》《詩譜序》，唐代陳子昂、杜甫、白居易之文論、詩論同屬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