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統治者對文化話語權力的控製
六朝時期士族文人是社會主流文化的主要承擔者。東漢政權的崩潰所導致的一個重要後果便是君權係統對文化控製權的失落。自漢武帝以來曆代統治者悉心經營的“政統”與“道統”（即文化係統）的合一被打破了。六朝士人以老莊之學消解名教，以貴無輕有的玄學消解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從根本上說乃是在政治、經濟上獲得特權的士族階層對君權的拒斥，是與君權爭奪文化闡釋權的表現。結果士族文人取得了勝利，他們的人生旨趣、價值觀念成了這一時期精神文化的核心。到了隋朝，天下複歸統一，士族受到削弱、君權得到加強，於是君權係統便開始重新統一“政統”與“道統”了。史籍有雲：“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書·儒林傳序》）君主對文化學術的重視旨在使之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隋代君主對文化學術及其主體——士人階層的控製，表現在文化策略上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興官學，據史籍載，隋朝設國子監為全國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下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在各州縣亦設官學。二是創立科舉製度。隋煬帝大業二年“始建進士科”，這是最早的科舉選士製度。通過這兩種辦法，隋代統治者就將文化納於政治的製約之下，將士人納於一體化的君權序列之中了。
唐朝建立以後，統治者完全繼承了隋代統治者的文化策略，除了大興官學、完善科舉製之外，他們采取了一係列十分高明的政治手段來進一步加強文化係統與政治係統的融合。其手段之一是崇尚儒學並對道、釋之學采取寬容態度。據史書載：“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並於武德二年下詔“興化儒學”“祭祀周、孔”。太宗時更“以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大征天下儒士，以為學官”，致使“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整理和解釋儒家典籍並以之成為具有權威性的教科書是唐代君主統一文化思想的又一重要措施：“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郞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並見《舊唐書·儒學序》）如此將儒學的倡導與科舉取士聯係起來，則對於天下士子產生了莫大吸引力，從而使文化學術完全納入君權的控製之下。貞觀初年，京師舉試放榜，太宗至端門，見新進士魚貫而出，心滿意足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正說明了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