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卓然秀出的“建安風骨”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第一個輝煌時期當然是建安時期。然而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中，“建安風骨”卻是一種不和諧的音調。它為六朝文學開了一個好頭，但自正始之後，文學的發展卻離“建安風骨”越來越遠，完全走向另外一種審美趣味。“建安風骨”的悲涼慷慨到正始時已變為悲哀而玄遠，到了晉初太康之時已轉而為輕麗華靡，“悲”的基調已消失不見。再到西晉末的永嘉及東晉之時，晉初之華靡又為玄理奧義所取代，詩歌風格與“建安風骨”已看不到絲毫相近之處。隨後，陶淵明的田園之作、謝靈運的山水之作、沈約等人的“永明體”以及流行於士族名士與皇室之間的“宮體詩”，無論其成就高下，一概與“建安風骨”大異其趣。這說明，盡管建安文學是六朝文學之開端，但其風格在整個六朝文學中乃是一個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性。這原因其實並不難理解：建安時期是一個曆史轉折時期，在政治經濟上是由東漢的君權中心狀態向兩晉時期門閥世族與君權分庭抗禮狀態的過渡；在精神文化上是由儒家救世精神與倫理綱常占主導地位的狀態向以老莊的自救意識與形上探求為主旨的精神傾向過渡。因此，士人心態也處於由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之理想向退而自保、順性命之情的消極傾向的過渡。在建安詩歌中還保留了儒家傳統的救世精神與曆史使命感，故而悲而能壯、梗概多氣。
（二）承前啟後的“正始之音”
在六朝文學發展過程中，“正始之音”實有承前啟後之功。在風格上它繼承了“建安風骨”中“悲”的基質，在創作方式上繼承了“建安風骨”不尚雕琢的特點。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正始之音”在詩歌成就和藝術感染力上，才庶幾可與“建安風骨”比肩。然而在“正始之音”中有兩種新的特質卻又開啟了元康、永嘉詩風之先河。一是個體化情感的強化。它不再像建安詩歌那樣以社會人生為本位，而是以個體生命存在為本位，這就暗示出後代詩歌追求形式的傾向。當詩人們在“太康盛世”的短暫安定繁榮的時期已無深沉的個體情感時，他們就隻有在形式上下功夫了。二是玄學色彩。“正始之音”是在玄學初興時期的詩歌，自不免受到此風熏染，更何況“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又恰恰是玄學第二期的主要角色。“建安風骨”“悲”而“壯”，“正始之音”“悲”而“玄”。這種“玄”的新特質在永嘉之後的“遊仙詩”“玄言詩”中大大膨脹。在這個意義上說“正始之音”可以說是“遊仙”“玄言”諸詩派之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