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為六朝文學的繁榮，為文學的進一步“自覺”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真正促成文學繁榮的卻不僅僅是建安文學的影響，在這裏最重要的是士人心態的變化。
（一）造成土人心態變化的諸因素
其一，士族勢力的壯大。士族是東漢時期形成的一股政治、經濟、文化勢力，也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東漢士人階層通過征辟察舉等各種官方選士途徑進入仕途。他們出仕的資本是“經明行修”，故而經學亦成為其家傳之寶，其中有些士人獲得很高官職並且累世為官，其家學也累代相傳。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官僚世家與文化世家相結合的家族，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一定特權，在社會上尤其是在士林中具有很高聲望和影響力，這便是士族。到東漢後期，士族已成為與皇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勢力相匹敵的政治力量。漢末的黨錮之禍即士族名士與其所領導的中下層士人同君權及宦官勢力發生衝突的結果。三國鼎立時期，士族勢力受到打擊，特別是在曹操推行“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時，士族更是受到抑製。但在曹丕稱帝之後，他為了鞏固政權，使其代漢自立更具合法性，他便開始重新尋求門閥世族們的支持。“九品官人製”的出台，使士族勢力重新抬頭。到了魏末的正始時期，隨著司馬氏集團取得政權，士族已成為實際上的統治階層了。在文化領域，士族名士也居於主導地位，他們領導著文化發展流向，這是“正始之音”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二，政治鬥爭極為殘酷激烈。司馬氏集團發動政變（高平陵之變），對曹魏集團進行了殘酷鎮壓，許多依附於曹魏的文人名士也被誅殺。司馬昭執政之時，凡不依附於他的名士無不處於惶惶驚懼之中。這樣的政治形勢對於士人心態自是具有極大的刺激。這是“正始之音”形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