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安風骨”的審美特征
“建安風骨”作為在一個時期裏具有普遍性的文學風格就是在上述若幹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詩經》的古樸直率、《楚辭》的華美多情都在建安詩人的作品中被繼承下來了。但這隻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繼承關係，還遠不足以構成“建安風骨”的審美特征。構成“建安風骨”審美基質的因素，在文學上是古詩的哀婉沉鬱；在創作主體上是士人的進取精神，在客觀現實上是社會的混亂無序與百姓的痛苦流離。
古詩的作者大多為宦遊他鄉的士人，他們負笈遠遊、仗劍去國，尋求施展懷抱的機會，但由於社會政治的黑暗，他們往往一事無成，羈留異鄉。於是有誌難逞的悲憤、思念家鄉的離愁、人生苦短的感慨便一起湧上他們的心頭，其滿腔抑鬱憤懣、惆悵苦惱之情訴諸筆端，便形成古詩那種哀怨纏綿的風格。建安詩人與古詩的作者往往有相近的遭遇，故而極易接受古詩風格的熏染。我們讀王粲的《七哀詩》、曹丕的《雜詩》、曹植的《七哀》《雜詩》都不難感到其與《古詩十九首》的相近之處。特別是曹植的《七哀》與古詩的《西北有高樓》從內容到形式、到風格都如出一轍。
士人階層積極進取、豪邁通脫的心態是構成“建安風骨”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士人們在亂世之中要有所作為，這是傳統士人救世精神的體現。這種精神升華為審美趣味便是“慷慨”“梗概多氣”“誌深筆長”風格的形成。在建安詩人的作品中蘊含的這種慷慨豪邁、剛健沉雄的精神氣質才是“建安風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鍾嶸評曹操之詩“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評曹植“骨氣奇高”“情兼雅怨”；評劉楨“真骨淩霜，高風跨俗”，都是指那種“慷慨”“梗概多氣”的審美特點。這種詩歌風格乃是士人階層主體精神和社會使命感在審美層次上的呈露，正始之後，士人這種主體精神與社會使命感消失殆盡，故在詩文中再也出現不了“建安風骨”這樣的風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