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風骨”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極高的地位與重大的影響。對於“建安風骨”的形成的原因，我們從下列兩個方麵予以分析。
（一）先在的文學資料
是“三曹”與“建安七子”為主體的一批士人造就了那彪炳千古的“建安風骨”。那麽他們是在怎樣的文學傳統中進行自己的文學活動呢？
《詩經》和《楚辭》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大源頭對於建安士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詩經》的自然古樸、直抒胸臆，《楚辭》的辭藻華美、哀婉委曲均可在建安詩人那裏找到印跡。陸時雍雲：“子桓、王粲，時激《風》《雅》餘波，子桓逸而近《風》，王粲莊而近《雅》。”（《詩鏡總論》）。陳祚明雲：“王仲宣詩跌宕不足而真摯有餘，傷亂之情，《小雅》變風之餘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七）範溫則雲：“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詩人玉屑》卷十三）這些語例都指出了《詩經》《楚辭》對建安詩人的浸潤與影響。
漢樂府對建安詩人的影響則更為直接一些。“三曹”“七子”均擅長樂府，其作詩常用樂府古題，如曹操的《蒿裏行》《短歌行》《陌上桑》；曹丕的《燕歌行》《陌上桑》《上留田行》《秋胡行》；曹植的《鰕鱣篇》《怨歌行》《桂之樹行》；王粲的《從軍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均為古題或新題樂府歌辭。樂府詩那種質樸直露、情感真摯的特點在建安詩人那裏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古詩對建安詩人的影響就更加明顯了。鍾嶸的《詩品》認為曹丕、王粲出於李陵，劉楨出於古詩。舊題李陵、蘇武應答之詩，學術界已基本確定為東漢後期作品，其形式與風格俱與古詩相近。今觀古詩之作，其最大特點有二，一是均為工整的五言，二是均表達一種哀婉纏綿的情調。這兩個特點在建安詩人的作品中都有明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