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文學的自覺”與“人的覺醒”
魯迅在1927年發表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提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見解現在已成為文學史研究中的定論。然而在論及這“文學的自覺”的原因時，近來學術界多持所謂“人的覺醒”說，這種說法卻是似是而非的。從“人的覺醒”而導致“文學的自覺”，這在邏輯上似乎毫無滯礙；將人學與文學統一起來進行研究，在方法論上也的確很站得住腳。但如果我們仔細推敲魏晉文學及士人心態演變的實際，就不難發現，“人的覺醒”說是不能成立的。所謂“人的覺醒”的最根本之處應是人對自身價值的覺知與高揚。對於士人階層而言，再沒有什麽時代能像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士人那樣重視自身價值了。如果說“人的覺醒”表現為通達超脫的人生態度，那先秦老莊學派早已將這種人生態度闡揚到極致了。魏晉時期“人的覺醒”的標誌是什麽呢？如果將六朝時期士人階層最普遍的精神傾向——日談玄遠、不問世務作為“人的覺醒”的標誌（盡管很荒謬），那這種精神傾向的形成也不是在“曹丕的一個時代”，而是在正始之後，因而也難以以之作為“文學的自覺”的原因。
我以為，要探討“文學的自覺”的原因，首先必須弄清楚究竟什麽是“文學的自覺”。依據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可知“文學的自覺”有這樣幾個要素：一是主張“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也就是說，掙脫傳統儒家文學價值觀的束縛。二是強調文學的審美特性，即曹丕所言之“詩賦欲麗”，陸機所言之“詩緣情而綺靡”。三是將文學本身看作目的，並充分肯定其價值，即“為藝術而藝術”。在此基礎上，要將文學創作看作一項具有獨立性的事業，將文學批評和研究看作一門專門的學問。在六朝時期，上述幾點基本上均已達到，因此，說六朝時期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是有充分理由的。至於說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種“文學的自覺”現象，我認為應更多地帶上點曆史的眼光，即依據曆史的演變來考察這一問題，而不應試圖從理論上提出某種觀點來作為一勞永逸的答案。在下麵的討論中我將闡述以下觀點：第一，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幾個時期分別代表了“文學的自覺”過程的幾個階段。第二，導致這一過程不同階段的原因是不盡一致的。第三，從總體上看，“文學的自覺”的過程與士人主體意識、進取精神失落的過程是一致的。第四，“建安風骨”在整個漢末六朝文學發展中隻是一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