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自春秋戰國時代產生之日起，就縈繞於自救與救世的二重價值選擇的困擾之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將救世與自救分為兩橛，依據不同境遇而做不同選擇。“修己以安百姓”“內聖外王”則是將二者統為一物，使自救成為救世的必要條件。就自救方麵而言，古代士人開創出一係列令人景慕的人格境界，這的確是人類文化中一份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那種道德自律、心靈完滿自足、與萬物同體之博大胸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的超越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有重要價值。這大約可視為中國古代士人文化對人類文化奉獻的最獨特、最有意義的部分了。就救世一麵而言，士人階層始終未能找到可行的政治途徑施展自己的抱負，不出仕隻能做一名與世無爭的隱者；出仕則又僅能成為以君權為核心的政治係統中毫不足道的工具。因而士人的救世意識始終無法落實為一種政治製度。於是，“文化製衡”便成為他們唯一可行的策略了。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曾慨歎中國古代隻有道德哲學、政治哲學而無純哲學，這是事實，其主體原因正在於深藏於士人心底的救世意識從未泯滅。試圖在價值觀念上引導、影響君主和一切執政者，乃是傳統士人文化的一大主題。這一主題的持續存在向人們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曆代士人階層都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超越精神和社會批判精神的特殊社會群體。他們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創造者與承擔者。對中國古代的偉大文化成就，他們應享其譽；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存在的固有缺陷，他們同樣難辭其咎。隻有深入了解這個階層的產生、演變及其特性，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士人階層的文化製衡策略並非沒有實際的社會效應。相反，它就像一條無形的繩索束縛了君主的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君主都是在士人的價值觀的牽引下行動的。漢高祖從鄙視儒生到重用儒士，漢武帝之獨尊儒術、唐太宗之敬畏魏征，這些人所共知的事例一方麵固然反映了統治者利用士人以鞏固統治的需求，另一方麵也證明了他們對士人文化製衡的自覺接受。士人階層與君權係統是兩種既相互依賴又相互製約、相互消解的力量。他們隻有彼此讓步方可構成一個統一體。士人的思想要符合維護統治的需要才能被君主接受，君主的行為要符合士人的價值準則才能受到士人的讚揚。在政治係統中，士人是官吏、是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權；在文化係統中，士人是師，是道的承擔者，君主對他們必須禮敬。借文化、道來自高身價以製衡君主，這是士人階層的法寶，也是他們在君主專製社會中得以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唯一方式。他們繼承、創造出一種文化氛圍，建構起種種價值範疇，使君主們不知不覺地受到熏染，最終接受它們。但一旦遇到任意而為、獨斷專行的君主，士人的文化製衡策略就毫無效力了，這正是文化製衡策略的根本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