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諸子時代之後，道家學說在魏晉南北朝得以大盛，其文化製衡精神的最高表現是鮑敬言的“無君論”。儒家學說則於宋明時期大放異彩，其文化製衡精神的最高表現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孟子以道自任、以道抗勢的思想到了唐代中葉以後才被大加弘揚。韓愈首倡“道統”之說，直承孟子。以衛道者自任，並不顧時人譏笑而重振師道，其根本目的並非僅僅複興儒學，而是要弘揚士人階層的主體意識，再興文化製衡之風。宋代士人在思想文化上響應了韓愈，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南宋之朱陸成為儒學複興的中堅人物。理學大師們體貼出“天理”二字作為宇宙萬物、社會人生最高價值本原，其政治意義亦如老莊之“道”、孔孟之“道”，漢儒之“天命”，玄學之“無”一樣是懸於君權之上的超現實力量，都是士人文化製衡策略的產物。以“天理”為形上本體，其實是對人世間以君權為本位的價值秩序的突破，因為對“天理”的解釋權操於士人之手而不在君主之手，這樣士人借助“天理”便掌握了文化話語權力，並進而將君權納入士人文化話語係統的規範之下。由於“天理”乃是士人文化製衡心理需求的形上顯現，它就不能不既具有客觀自在性，又具有主觀性。或者說，它亦如柏拉圖的“理念”、斯賓諾莎的“實體”、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是主體精神的客觀化、外在化、本體化。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到了陸王心學那裏，“天理”便被還原為主觀的“心”“良知”了。陸王以“心”為本體一方麵旨在激發士人的主體意識、獨立精神（所謂“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另一方麵旨在激發當權者的道德意識，這依然是孟子文化製衡策略的老路。相比之下，倒是程朱的“天理”多少帶上了道家形上之“道”的色彩。因而陸王自以為把握了儒學真髓，這並非沒有道理。心學家將宇宙萬物存在的依據，社會人生之價值依據，一歸於心，這是對人的個體價值的高揚，具體說是對士人個體價值的高揚。在陸王這裏，這種個體價值尚不出道德範疇，但隨著心學的邏輯展開，這種個體價值必然會突破道德層麵而成為對個性的張揚。這一點我們在陽明後學，特別是泰州學派及李卓吾那裏可以得到印證。另外，心學精神的進一步發展便又導致了文化製衡意識的空前加強，使這種製衡意識突破了原有模式，這一點則在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有明顯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