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階層對君權的製衡要求是一種最基本的精神傾向，而其具體表現方式卻有很大區別。儒家士人對君權的製衡主要表現在對君主人格的理想化重塑上。他們描繪了一係列古代聖王的形象來作為現實君主的榜樣，試圖激發起他們的先驗道德意識，從而成為道德自我完善者，成為聖賢人格。這是以儒家道德觀念來製衡君權的思想邏輯。與儒家不同，道家士人對君權的製衡表現在對君主行為價值的解構上。在他們看來，一個君主越要有所作為就越會給社會和百姓造成禍害，最理想的君主就是那些什麽都不做並且善於引導百姓順應自然的君主。君主行“無為之政”則“天下將自化”，使百姓不知有君主存在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道家的這種主張對君主說來自是絲毫不比成聖成賢更容易做到。故而希冀君主完全接受道家學說可以說絕無可能。但在特定情況下，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某些道家觀念並將其轉化為治國之術的。漢初的“與民休息”“不擾民”“無為而治”就是如此。“文景之治”可視為道家士人對君權進行文化製衡的實績。但亦如對待儒家學說的態度一樣，君主對道家思想的接受也同樣很有分寸，成為一個時期官方意識形態的道家學說是經改造而成的“黃老刑名之術”而不是老莊之學。
老莊之學在魏晉南北朝時受到士人普遍尊崇，這與士人的貴族化趨勢是一致的：那些領導著文化潮流的士人成為士族高門，他們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擁有足以與君權相抗衡的實力。在此基礎上，在文化方麵他們就有製衡君權的更為有利的條件。事實上，兩晉，尤其是南朝四代，君主也呈現出明顯士人化的傾向。像宋文帝、梁武帝這類君主都以進入士族文化話語係統為榮。除了在有關江山社稷的根本性問題上，他們基本上與士族名士在價值觀上已無很大分別。士族名士基於其政治、經濟上的牢固地位，在文化上就更加敢於展露自己的心理傾向。而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力量，他們就更希望君主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君主無為，則士族名士們便可大有作為了。這與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勸秦王無為是一個道理。玄學以無為本、貴無輕有的核心主張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政治的需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擁有特權的士族名士為維持其既得利益，深恐社會變動，故而大講“順應自然”，反對人為；他們為充分享受精神及行為的自由，故而又反對名教。在士族價值觀影響下，先秦道家之“君主無為”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突出的表現便是鮑敬言的“無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