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階層是士人社會文化價值觀基本形態的建構者，同時也是士人對君權實施“文化製衡”的始作俑者。孔子及其弟子率先以道自任，將“士”與“道”緊密連在一起。“士誌於道”“人能弘道”成為士人階層自覺到自身重要曆史使命的標誌。老子之道雖帶有明顯的形而上色彩，但它同樣是士人階層“文化製衡”意識的體現。老子的目的是借“道”之超越性來消解君權，使自然法則轉化為社會法則。道家的文化製衡意識到了莊子沉落為一種個體價值追求的自我解構，而儒家的文化製衡意識則在孟子那裏發展為“道”“勢”對立的思想。
較之孔子，孟子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大大強化了士人的主體意識和人格力量。他說：“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又說：“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又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又說：“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孟子·離婁下》）這裏所謂“誌士”“勇士”“大丈夫”“大人”“君子”都是指具有博大胸懷、高尚人格、宏遠誌向的士人。這些語例都說明孟子對士人人格境界的追求又遠遠高於孔子。那麽，孟子為什麽對士人的人格境界、主體精神如此高揚呢？這是士人對君權實施“文化製衡”所必需的。他說：“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這就是說，士人要規範君主，並通過君主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首先自己要成為“大人”——有高尚人格境界和宏遠抱負的人。孟子所開出的“存心養性”“求放心”“養吾浩然之氣”“自反”“踐形”等修身功夫，都是為了使自身達於道德的完滿自足，從而生發起一種勢不可當的主體精神力量，然後去要求、影響、引導君主——格君心之非。也就是說，要借助於個體精神價值（道）去製衡至高無上的君權（勢）。因此，對儒家而言，自身修養、心靈提升除了心靈自我拯救的意義外，還具有積累製衡君權的資本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