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士人的自救意識及種種自救方式看起來無不具有高邁遠舉的超越性。道家的“古之博大真人”，儒家的聖人氣象、君子人格，佛釋的大智大慧、涅槃境界均令人心向往之。但說穿了，這不過是古代知識階層而對宇宙的無限性、社會的動**不寧、君權的至高無上，在無可奈何之餘所尋求到的自我膨脹，自我超越之途而已。這種人格理想無不帶有明顯的自我解脫的意味。然而這卻是一種極有實際效用的心理調節——它可以使人們獲得自我安慰、自我保護的價值根據，它的確拯救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屈原、李贄、王國維都是自覺放棄了這種自救意識的悲劇性人物。在中國曆代士人群體中，他們的行為和思想，尤其是自殺之舉，顯現出不同流俗的文化特征。他們都可視為中國古代士人人格的叛逆者。屈原的不肯自我拯救是由於他執著於自己極為具體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不同於儒、墨、道諸學派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理想）；李贄的放棄自我拯救是由於他執著於絕假純真的“童心”“真心”；王國維的拒斥自我拯救則是由於執著於對客觀真理的探尋。自救可以說乃是一種自我欺騙，屈原以實現其政治理想為唯一人生目標，因而不能允許自我欺騙；李、王二人以求“真”為人生目的，當然更不允許自我欺騙。既不能實現政治理想、達到求“真”目的，他們也就無法在人生的價值坐標中找到自已存在的位置了。古代士人大都能於自救與救世二維心理向度之間保持某種張力平衡，故而進可建構社會價值退可追求人格自足。屈、李、王因各自的原因打破了這種張力平衡，故而在強烈的外在刺激之下就無以應對。
與屈原相比，李贄、王國維具有明顯的近代特征。屈原沒有建立起典型的士人文化人格，是由於他本人並不屬於士人階層，作為一個出身於曆代位居顯要的宗室家族並同樣長期任重要職務的貴族知識分子，屈原將自身存在價值完全係於楚國政治的戰車之上。頗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味道。因此他的悲劇亦是楚國的悲劇，楚國的悲劇亦是他個人的悲劇。李贄、王國維則不同，他們都是真正的士人，他們之所以能夠打破傳統士人文化人格結構，一是由於社會現實的刺激，二是由於異質文化的內植（佛學之於李贄、西方哲學之於王國維）。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改變了自己文化人格構成基質，以對“真心”“真理”的追慕取代了心靈的自我安頓。無論什麽形式的心靈自我安頓，最終都以“順性命之情”“安時處順”、內心的平靜愉悅為目的。這個目的是可以通過自我修持而達到的。而對“真心”“真理”的追求卻是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這種追求非但不能使人超脫於心靈痛苦之上，相反還會給人帶來更大的痛苦。李贄於53歲時辭官，專以著書為樂，這似乎是一種解脫，但他的著書立說恰恰是追求“真心”並用“真心”評判世事的，這正是他受到官方迫害的直接原因。王國維於辛亥革命後不再熱心於西方哲學，而專事國學研究，這似乎是放棄了對“真理”的追問，而實際上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他的國學研究依然是追求“真理”的一種方式。李贄追求“真心”但世上之人卻人人戴著假麵具。他由“真心”而發出的聲音被認為是“異端”，是“狂言”，他也被視為“妖人”。王國維追求“真理”，想做超然於政治之上的純學者，但“真理”既杳不可見，政治又對他糾纏不休。二人可以說都死於對“真”之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