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贄於獄中自刎後325年，中國現代著名學者、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北京昆明湖。王國維的死因自其自沉之日以至於今天，一直是研究者聚訟紛紜的一大懸案。在此我隻能沿著本文思路，從思想文化維度對這一問題發表一點粗淺的看法。
自1840年西方列強終於以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之後，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便開始了尋找救國之術的漫長曆程。從洋務派到維新派，再到民主革命派這一曆程呈現為不斷否定、不斷深入的過程。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政治改良、抑或民主共和，直到稍後的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自新，不論這些主張在思想背景政治立場上存在何等巨大的差異，但其目的隻有一個：回答在外來軍事、經濟、文化、政治諸因素衝擊之下如何使中華民族得以自存的問題。對此，庶幾可理解為傳統士人階層救世意識的繼承與發展。辛亥革命之後，革命黨人夢寐以求的推翻帝製的目的實現了，但人們很快就發現救亡圖存的任務遠沒有完成。中國依然存在著內在與外在的嚴重威脅。於是，現代知識分子中相當一部分人便越過政治層麵去到文化精神領域思考振興中國的途徑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20世紀20年代初的“科玄之爭”，稍後興起的新儒學運動，都是在文化層麵尋求救國方略的嚐試，它們同樣是傳統士人階層救世意識的弘揚。從總體上看，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始終是以救亡圖存的動機作為內驅力的。那些跨世紀的知識分子們大都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連為一體，從而在救世熱情的驅動之下將自我融匯於時代潮流之中。在這種時代潮流的裹挾之下，知識分子將自救與救世統一起來，這樣個人的成敗得失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也就被大大消解了。因此，通觀近現代知識分子為救亡圖存而獻身者大有人在，為個人思想困惑與精神上的絕望而自殺者卻幾不可聞。隻有在五四運動前夕自沉於北京積水潭的梁巨川與北伐時期自沉於北京昆明湖的王國維可算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