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曆代文學研究中，屈原都是一個熱門話題。而對其人其文的價值評估，曆來也頗多分歧。或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謂其“露才揚己”；或謂其為“偉大的愛國詩人”，或謂其為可鄙的“文學弄臣”；或謂其為革新的“法家”，或謂其為保守的“儒家”，甚至不少人對他是否實有其人也發生過懷疑。對這些爭訟已久的問題，我不擬置喙——當然，我是相信屈原的存在的。在這裏，我僅在屈原人格精神及價值取向與先秦諸子的對比中，對其自殺原因發表一點前人忽視了的看法。
與諸子相比，屈原的文化人格具有明顯的獨特性。這可從兩個方麵予以考察。首先，在社會政治觀念上，諸子以天下為本位，屈原以楚國為本位。諸子作為士人階層的思想代表，他們所關心的是建構統一的社會價值秩序，從而使天下由彼征我伐轉而為和睦有序。墨子講“尚同”，即要統一社會價值準則的意思。孔子講“周禮”、孟子講“仁政”，都是就“天下”而言，並非指一邦一國。甚至老子所言之“小國寡民”，也是一種以“天下”為著眼點的社會理想。屈原則不然，他的一切政治觀點都是從楚國的角度出發的。他所希冀的“美政”是指楚國的“美政”，而非其他諸侯國的“美政”；他所呼喚的賢君，亦是楚國的賢君，而非“天下”的賢君。即使屈原也有統一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也不過是將楚國的版圖由南方擴展到中原而已。因此，屈原所悲歎的“民離散而相失”“民生之多艱”，也隻是包括他本人的楚人而非飽受喪亂之苦的天下百姓。
其次，從個體人生理想來說，諸子無不以“道”自命，試圖成為指導天下芸芸眾生的導師，屈原則僅僅希望成為被楚王信任的輔臣。在人格境界上，諸子大都追求超越於社會倫理層麵的自由之境，向往一種形上價值之域；屈原則隻想做一個具有良好道德品質的忠臣，他的《離騷》是因“忠而被謗”而產生的委屈憤懣之情的宣泄；他的《天問》也不過是因心無所屬而產生的懷疑、絕望情緒的呈露。其憂憤之難於排遣及憂憤之結果（自殺），都是由於他缺乏形上價值觀念，因而無法完成自我超越之故。他隻是一位政治家、文學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這是他與諸子的最大區別。正是由於這一點，他不能像諸子那樣將社會人生，甚至自身生命存在、自身心靈當成一個對象來審視，他無法與自身心理體驗拉開距離，因而就無法超越這種體驗。他以痛苦的自我去體驗，咀嚼自身的痛苦，以道德自我去追問自身的道德價值，以自己“世間完人”的人格標準去衡量楚王及其臣僚，故而隻能使痛苦加深，使委屈之情更加強烈。假如他能如顏回般安貧樂道，如莊子般鼓盆而歌，如孟子般“獨行其道”，那他何至於以自沉來最後一次證明自身的人格價值及滿腹憂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