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古代文學有很大不同。從內容上看，中國文學首先是人的心靈世界的展現，西方文學則首先是社會生活的再現；從文學樣式上看，中國文學的主流是詩詞曲賦，西方文學的主流則是戲劇與小說。這兩點差異是互為因果的，但從根本上講，還是植根於文學價值觀的不同。西方人將文學視為模仿，因此將反映生活的真實程度當作基本價值標準；中國人將文學看作“言誌”的方式，因此，以作品中表現出的人格境界之高下作為基本價值標準。由於這種價值觀的差異，西方人才將文學看成社會的縮影，是“第二自然”；中國人則將文學看成是“胸襟”“懷抱”的形式化；西方人將文學的價值歸結為作品展示的社會生活的價值；中國人則將文學的價值直接視為人格價值的表征。
中國古代文學價值觀，從古老的“詩言誌”開始，即已將文學價值與作者個體精神價值聯係起來了。魏晉時有“詩緣情”之說出現，這自是對“詩言誌”之說的突破，但二者的區別隻是在對人的精神價值的理解上有所不同而已。“詩言誌”在春秋時代主要是“賦詩以明誌”的意識，各諸侯國的公卿大夫在外交場合常常借吟詩來表達自己的某種觀點或意願，這在《左傳》中隨處可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趙文子言“詩以言誌”即這個意思。《尚書·堯典》所說“詩言誌”則是指用詩來表現誌向、思想的意思。一是講借已有之詩來“言誌”，二是講自作詩歌以“言誌”，二者有較大區別。學術界大都以為《堯典》為春秋戰國時人偽托，因此，二說之先後很難斷定。但《堯典》之說從戰國後期到兩漢之時漸漸成為“詩言誌”的基本意義。荀子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誌也。”（《荀子·儒效》）這段話中的“是”字均指“聖人”而言，“詩言是其誌也”即詩人所言乃聖人之誌的意思。這樣荀子就明確地把“誌”界定為儒家思想和誌向了。漢儒所言“詩言誌”也基本上是這個意思，其中即含有如一些論者所說的“情”的因素，那也隻能是符合儒家倫理精神的“情”而不是指人的一般情感。陸機“詩緣情而綺靡”中的“情”字則是指人的一般情感而言，並不帶任何倫理色彩。“詩言誌”與“詩緣情”乃是中國古代士人關於詩歌本體的兩種基本認識。二者在文化背景上雖有很大差異，但又有著一個十分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都是把人的主體精神當作詩之本體，或者說都是把人的內在價值作為文學的基本價值，盡管二者對人的內在價值的理解存有差異。